春寒料峭的清晨，挖掘机的轰鸣声惊醒了夏镇泰山段沉睡百年的土层。一块布满泥土的石碑破土而出，“清同治《徐州府告示碑》”几个大字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当“贡生：罗雲香、叶崇嵋、廪贡：赵一鹤、增贡：程纲”的名字被拓印出来时，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的暗门——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科举往事，正从斑驳的碑文里苏醒。

有人轻描淡写地说：“贡生不过是优秀的秀才，和初中毕业差不多。”这话若是飘进古人耳中，怕会惊起满纸书卷沙沙作响。那些在油灯下熬红双眼的书生，那些在考场上握断笔杆的文人，怕是要从泛黄的典籍里抬起头来，对着现世轻轻一叹：这顶浸透心血的儒冠，岂是三言两语便能道尽？

“秀才”二字，最早可追溯到西汉竹简上的墨痕。汉武帝推行察举制，诏令各郡国每年举荐一名“才之秀者”。那时候的秀才，是朝廷求贤若渴的“国之栋梁”，可这份荣耀，却像高悬的明月，大多落入地方豪绅的囊中。寒门子弟想要触碰，就像徒手摘星，难如登天。东汉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改称“茂才”；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几经变迁，“秀才”之名又悄然归来。

隋朝开创科举制，设立秀才科，以策论取士。那考试难度，堪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唐朝延续旧制，却因门槛太高，秀才科渐渐名存实亡。人们开始用“秀才”互相调侃，这个称呼慢慢成了读书人的代名词。宋朝大兴科举，重心却在进士科，秀才依旧只是个宽泛的统称。

直到明清时期，秀才才真正成为科举的起点。别小看这“最低一级”的功名，每一张录取通知书背后，都是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子。一旦考上秀才，就意味着跻身于士绅阶层：见官不用下跪，官府不能随意用刑，就算犯罪也要先革除功名；免徭役、土地免税，还有官府每年发放的廪粮补贴。老百姓不能与秀才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就连住房的房门都比普通人家高出三寸，老百姓若擅自逾越，便是逾制受罚。

以明代为例，读书人若未通过生员考试，无论年龄大小，皆为“童生”。生员考试又称童生试，其中五六十岁的童生比比皆是。二十岁之前考中秀才，已是全国闻名；十几岁中秀才，更是青史留名。童生需通过县试、府试、岁试三个阶段，最终录取者方能进入当地的府学、州学或县学就读，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从童生到生员，虽仅一字之差，却让许多人穷极一生。各地官学皆有名额限制，府学四十名，州学三十名，县学二十名。参加秀才考试者动辄成千上万，竞争之激烈远超现代公考。一个大县，每次录取不过二三十人，难度可想而知。

说起秀才的难度，《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最有发言权。19岁那年，他以院府县童生试头名中秀才，意气风发。可谁能想到，这竟是他科举路上唯一的高光时刻。此后五十年，他一次次踏入乡试考场，又一次次失望而归。直到71岁高龄，才终于熬成岁贡生，得了个从八品的候补训导。这五十年的等待，耗尽了他的青春，也道尽了读书人的辛酸。

洪秀全考了多年秀才不中，一怒之下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大文豪鲁迅参加晚清秀才考试，在500人中仅排137名，与功名失之交臂。文学作品里状元郎总是风光无限，现实中，许多读书人穷极一生，连秀才的门槛都跨不过。

秀才也分三六九等。廪生可领取廪粮和膏火供养，在明代苏州富庶地区，廪生每年可获廪膳银十二两到十八两，不发达地区也能领廪米六斗。按当时物价，一两白银能购大米四石（约合今188斤），十五两白银可买大米11328斤，或上等猪肉750斤，牛羊肉更便宜，可买1000斤。增生、附生虽起初无补贴，但也有机会升级。有了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秀才很快就能改善生活，成为十里八村有话语权的乡绅。他们帮乡亲写状纸、调解纠纷，积攒威望，置田买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秀才成为贡生，明清两朝会从府、州、县的秀才中，选拔成绩优异者送入国子监，这些人被称为贡生，意为“献才于君”。明代贡生分为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进入国子监就相当于摸到了官场的门槛，因此贡生也被戏称为“举人副榜”。

秀才下一步参加的考试就是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因在秋天举行，又称“秋闱”，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大家熟悉的“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唐伯虎就因考中第一名，被称为唐解元。举人接着参加会试，会试在中举第二年春天举行，也称“春闱”，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贡士再参加殿试，这是武则天开创的制度，由皇帝亲自主持，基本参加者都能获得名次，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前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若能在解元、会元、状元三次考试中均获第一，便称为“连中三元”，历史上唐朝的崔元翰、宋朝孙何、明代黄观、清代钱棨等皆获此殊荣。

再回头看看那半块残碑上的名字。同治年间，罗雲香、叶崇嵋、赵一鹤、程纲几位贡生，都是沛县（夏镇当时隶属沛县）赫赫有名的乡绅。他们擅书法，工诗文，在当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连知县见了都要礼让三分。他们的宅子坐落在全镇最阔气的地段，青砖瓦房，楼院门口立着“贡元”匾额，在乡下人眼里，他们就是文曲星下凡。

特别是夏镇（明清夏镇属于沛县）的叶氏家族，在滕、沛、峄一带威名赫赫。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谚：“郗山殷，南山褚，不如夏镇的小叶五”。叶家的发迹，要从明嘉靖年间说起。苏州商人叶天培顺着运河北上，在漕运新渠开通时定居夏镇。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叶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丝绸、布匹、米面、桐油，连夏镇“四大铁匠铺”都有叶家的产业。

叶家不仅经商有道，更重视教育。叶家私塾声名远扬，培养出滕县翰林高煕喆、峄县翰林崔广沅，还有部城探花蒋淦。同治年间的贡生叶崇嵋除了掌管叶家的大小事务，还管理着部城的庙宇学堂，在地方文教事业中举足轻重。

然而，并非所有秀才都能像叶崇嵋家族般青云直上。当叶家门楣高悬“贡元”匾额时，无数寒门书生正蜷缩在油灯下，将青丝熬成白发。那些只会死读书、屡试不第的“穷秀才”，耗尽家财仍困在科举迷局中——吴敬梓、蒲松龄笔下的落魄书生，何尝不是他们自身的倒影？《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两部经典太过深入人心，让“穷秀才”的刻板印象掩盖了科举群体的真实面貌。

更残酷的转折发生在1905年。当津浦线的汽笛撕裂运河的宁静，当新式学堂的琅琅书声取代八股文的吟诵，朝廷一纸诏令废除科举。那些刚刚获得秀才功名的读书人，还未来得及触碰旧时代的荣光，便被抛入时代的夹缝中。他们守着四书五经的学问，却换不来新学堂的一纸文凭，最终只能顶着“穷秀才”的标签，在历史的浪潮中黯然退场。曾经光耀门楣的科举功名，终究化作历史长河里一声悠长的叹息。而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名字，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正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