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湘江串起三个地名，长沙的文化繁荣、衡阳的工厂轰鸣与常宁水口山的矿脉奔流，共同构筑起抗战中国最坚韧的经济生命线。

1938年深秋，长沙八角亭商业街依旧人声鼎沸。大盛绸布庄的伙计们忙着将新到的上海绸缎搬入店铺，不远处的大五洲百货公司门前，川滇客商排队抢购胶鞋。尽管战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这座内陆城市却因沿海工厂和人口的涌入，呈现出奇特的战时繁荣。布庄老板并不知道，一个月后，一场“文夕大火”将把这一切化为灰烬；他更不知道，湖南的抗战经济将在焦土中重生，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重要脊梁。

当战争的硝烟笼罩中华大地，湖南这片热土的地理位置与经济价值被赋予了全新意义。从抗战初期的战略后方，到相持阶段的前沿战场，再到反攻阶段的反攻起点，湖南的经济命脉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这一宏大的历史图景中，衡阳的工业奇迹与常宁水口山的铅锌矿流，共同构筑了湖南抗战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01  战略咽喉与抗战脊梁

翻开抗战时期的地图，湖南的地理位置犹如一把钥匙，扼守着中国西南的门户。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北、华北和华东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个战略的制订，是蒋介石接受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的观点，而游说者则是白崇禧，推动的重要人物则是冯玉祥。守西南必守湖南，湖南以其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战略资源，成为支撑长期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

1935年起，国民政府就开始将湖南作为抗战后方战略基地进行系统建设。连接全省城乡的公路网络迅速铺开，湘桂、湘黔、川湘公路相继贯通，使湖南公路与赣、鄂、粤、川、黔相连。铁路建设方面，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后，又修建了湘黔铁路和湘桂铁路，使湖南成为进出大西南后方基地和连接抗战前线的交通枢纽。

湖南的矿产资源对军事工业至关重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努力下，长沙设立锑业管理局，加强对特种矿业的管制。湖南模范炼锑厂、湖南铅锌矿、湘潭钢铁厂、湘潭电工器材厂、茶陵煤矿等厂矿相继兴建，把湖南建设为抗战的战略物资生产和供应基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相继失陷，中国文化重心迅速南迁西移。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自然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长沙成为除武汉外又一著名“文化城”。

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邹韬奋、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纷纷随文化教育机关内迁长沙。湘籍文化名人吕振羽、翦伯赞、田汉、张天翼、廖沫沙等人也先后回到故乡。据统计，抗战初期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达1500多人，其中有影响的文化人士约700多人。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衡阳、常德作为通往西南的门户和枢纽，被日军视为进入西南、直捣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湖南同时也是湘鄂两省几十万部队军粮及周边几千万人民口粮的重要来源地。

中日双方在湖南展开了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等大规模战役，使湖南成为相持阶段战斗最多的主战场之一。在湖南进行的7次会战，占全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近1/3强，日军先后投入兵力60余万人次，伤亡20多万人，达到三分之一的战损率，这在世界的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02  大后方的繁荣图景

抗战初期的长沙，呈现出一派畸形繁荣的景象。随着上海、南京、镇江、无锡、宁波、武汉等沿海沿江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医院、银行纷纷内迁湖南，长沙人口由30多万骤增至50多万。民用需求激增，促使机械、纺织、卷烟、食品工业迅速发展，商业也更趋繁荣。

1937年，长沙海关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707万元，比历史上最好的1936年又增长10%。当上海战事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他们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或通过沪轮海运广州，转运韶关，再自备汽车运到长沙。

上海、汉口相继沦陷后，物价飞涨，沪汉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布面胶鞋作为军用品销量很大，“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批发大户年营业额达100万元以上。1938年初开业的中国内衣公司，在八角亭兴建三层楼房，独揽内衣生意，日营业额达2000至3000元。

人口的激增使长沙市场更趋繁荣，饮食服务行业盛况空前。餐馆分出中西两大菜系，著名中菜馆有经营粤菜的南国酒家、经营浙菜的中央酒家、经营川菜的又一村川菜馆，以及正宗湘菜馆曲园酒家等。西菜馆以司门口的“万利春”最为有名。饮食店除原有的面粉馆、茶馆外，还新开有咖啡馆和饮冰室。

夜市热闹非凡，沿街叫卖馄饨、烧饼、油炸豆腐、茶盐蛋、糯米饭的摊担通宵达旦。令人惊讶的是，当时长沙的理发店有2700多家，浴池10余家，旅馆多达500多户，分甲乙丙丁4个等级。这种繁荣景象反映了战时省会的特殊地位和功能。

湖南作为粮食大省，在抗战初期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11%，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广东和四川。1936年湖南粮食丰收，全省粮食总产186亿斤，达战前最好水平。粤汉铁路通车后，长沙米市进入鼎盛时期，省政府在长沙成立湘米销粤介绍处，促进湘米输出。

1937年仅3月一个月运往广东的湘米就达4070万斤，一时压倒洋米市场。长沙米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贸易中心和价格、信息辐射中心，经营区域分为西湖桥一带的上关、大西门一带的中关和潮宗街一带的下关，分别经营不同来源的粮食。

1942年全国主要省份购买力对比（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
湖南 1942年购买力指数86，排名第1
四川 1942年购买力指数82，排名第 2 
广东 1942年购买力指数 81，排名第3 
陕西 1942年购买力指数 69，排名第 4 
福建 1942年购买力指数45，排名第 5 

03  工业西迁与生产动员

国民政府为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制定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计划，建设以“湖南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 。1938年至1942年，政府补助内迁湖南各厂166万元。1938年，上海、汉口等地迁湘的现代工厂达118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

大批企业迁湘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还引入了现代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长沙本土的轻纺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湖南第一纱厂、福星机器印染厂、长沙华新羽绒公司、湘鄂印刷公司、长沙菲菲制伞商社等都小有名气。

羽绒制品和“菲菲”纸伞远销日本、英国、东南亚和港澳等地，在历届博览会上多次获奖。20世纪30年代还是长沙湘绣业的鼎盛时期，绣庄多达40余家，长沙城乡有绣工1.5万人，年产绣品3万件以上，价值120万银元。

战争爆发后，沿海各机器卷烟厂相继停产，烟价上涨达500倍，长沙组织完善的烟厂多达56家，资金3000万元，从业工人4000人，每年产烟3万箱，产值450兆元法币。华北、华东的皮革工厂内迁，加上军用皮革制品需求激增，使长沙皮革工业有所发展，制革从业人员达500余人，皮鞋、皮件从业人员达1800多人。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长沙设事务所，登记有生产技能的工友，在近郊组织纺纱、织布、针织、制伞、泥木、制革、化学等工业合作社，救济失业工人，使长沙就业人数大增。纺织工业大扩展尤为显著，据记载：“黔、桂、粤诸省，均有赖于湘产土布之接济，乃先后与湘省当局合组土布产销调节机构，以利购运。”

长沙市当时有木织机4000架，铁织机100架，年产布达1600万码；针织业74家，各种织机3700部，从业工人5000人，年产袜110万打；染织工厂176家，资本2亿元，从业工人数千人。这些产业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军需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04  战时工业第二极

在湖南抗战经济版图上，衡阳的崛起堪称奇迹。这座湘南重镇在抗战时期完成了从小城市到全国第二大工业中心的惊人蜕变。从1936年开始，随着工业内迁浪潮，衡阳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截至1943年3月，衡阳规模工业企业达215家，仅大型机械工业企业就超过30家。全国最大的电器企业华成电器迁移到衡阳，其创始人周锦水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这些企业冒着日军炮火为前线生产军用布匹、医用纱布、汽油、子弹等战略物资，支撑着持久抗战的物资需求。

衡阳的工业规模跃升为全国第二(注意，关键词：工业规模，全国！)，仅次于重庆，赢得了 “小上海”的美誉。这一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其地理位置——位于湘江中游，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另一方面则源于大量内迁工厂带来的技术、人才和设备。

从经济数据看，衡阳在湖南经济版图中的权重持续攀升。1943年前后，衡阳的工业产值占湖南全省的比重超过30%，成为湖南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这种地位的形成，既源于内迁企业的贡献，也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崛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衡阳在后来的“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期间，因抗战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被国家评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在核工业领域，衡阳更创造了辉煌成就——邓小平亲自选址衡阳建设核工业项目，在核工业初期的“五厂三矿”中，衡阳占据一厂（272厂）一矿（712矿），为“原子弹”和“氢弹”的铀提炼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共和国核工业功勋城市。

05  铅锌血脉与工业心脏

在湖南抗战经济的血脉中，常宁水口山的铅锌矿流如同输送氧气的血液，滋养着整个抗战工业体系，为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常宁作为享誉世界的“有色金属之乡” ，其境内 “世界铅都”水口山，是中国铅锌工业的摇篮。

水口山地区现已探明矿种有金、银、铜、铁、锡、铅、锌、锰等35种，其中具有开采价值的有29种。铅、锌储量居全国之首，砂锡储量居全国第二，硼矿石、硅灰石储量居华南地区第一，黄金储量则占湖南储量一半。这些矿产资源成为支撑抗战军工生产的重要保障。

抗战期间，水口山矿承担着为全国兵工厂提供有色金属的战略任务。铅是制造子弹的重要原料，锌则是制造军事装备不可或缺的材料，黄金与白银直接用于金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水口山的铅锌矿石通过湘江水道和粤汉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后方的兵工厂，转化为抗击日寇的武器弹药。

 06  物资血脉与血肉长城

八年全面抗战中，湖南以血肉之躯和丰富物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抵抗事业。薛岳在1944年3月的全省行政会议上指出：“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需求。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石，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1936年湖南粮食丰收，全省粮食总产186亿斤，达战前最好水平。粤汉铁路通车后，长沙米市进入鼎盛时期，省政府在长沙成立湘米销粤介绍处，促进湘米输出。

湖南还每年供给壮丁26万多人，8年中实征实募壮丁210多万人，居全国第二，要知道当时湖南只有3000万人口，其比率之高令人咋舌。湖南人民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先后有百余万人参加侦察队、救护队、交通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从事疏散人口、粮食、牲畜，抢运军用物资，救护伤员，侦察敌情，担任向导，构筑工事等工作。

湖南人民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了数百支游击队和近6万人的自卫队，在湘中、湘北、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与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抗日活动相配合，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战争期间，全省伤亡262万多人，其中死亡就有92万余人，毁房94万多栋，损失惨重。

长沙烟草业支撑的卷烟专卖税，1940至1944年居全国第一。1943年5月，长沙市政府举办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展出织染、百货、皮革、竹器等34个行业的产品2000多种，贵州、重庆等外省商人也来长采购，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展示了湖南工业的生产能力。

抗战时期湖南主要战略物资贡献统计:
军粮每年供应 1000万石，全国排名第 1 (累计超5000万石 )
壮丁每年供应26万人，全国排名第2 (8年实征210万人 )
军布每年供应300万匹，全国排名未详 (保障西南各省)
军棉每年供应7万担，全国排名未详
锑品占全国大部，全国排名第1 ( 特种军工原料)

硝烟散尽，湖南抗战经济的历史经验对当代发展仍具启示意义。战时经济的繁荣与脆弱，产业转型的阵痛与重生，都在湖南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从“文夕大火”的惨痛教训到衡阳工业的浴火重生，从水口山矿的传统开采到循环经济的华丽转身，历史与现实在此交织。

从抗战烽火中的经济脊梁到新时代的制造强省，湖南的经济血脉从未间断。当我们漫步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衡阳工业博物馆或水口山国家矿山公园，那些历史深处的机器轰鸣、矿工号子、市场喧嚣，仍在这片英雄土地上回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崛起的传奇。

正如湘江之水奔流不息，湖南的经济命脉在抗战的烽火中淬炼成钢，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焕发新生。从抗战时期的“世界铅都”到如今的“中国铀城”，从“小上海”衡阳到“制造立市”的新衡阳，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奋进在这片热土上交相辉映，书写着湖南经济永续发展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