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贺文键 ‖ 编剧失位与创作短视:中国影视剧的时代危机与救赎之道
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0亿的狂欢背后,传统影视编剧正沦为资本流水线上的“文字打工仔”,他们的名字从海报上消失,他们的创作被任意篡改,而中国观众则在“电子榨菜”的喂养下逐渐失去欣赏长故事的耐心。
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飙升至504.4亿元,这一数据如一道刺眼的光,照亮了传统影视行业的尴尬境地。当《墨雨云间》等长剧以“短剧化”叙事成为市场黑马,当《默杀》被调侃为“短视频拼接”却轻松收获13.5亿票房,中国影视行业正陷入一场身份认同危机。
一面是短剧的野蛮生长,一面是传统影视的节节败退,而在这冰火两重天的景象背后,一个更为深刻的危机正在发酵——编剧地位的全面沦陷与创作视野的集体短视。
著名编剧宋方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影视剧拍摄中,对剧本的定夺权掌握在拳头更大的人手中,而不是艺术规律之中。当编剧和导演没有名头的时候,任何一个二三线小明星都敢对剧本作出自以为是的改动。” 当影视产业链的第一创造者沦为最弱势群体,当“剧本荒”演变为“剧本慌”,中国影视创作的核心症结已然暴露无遗。
一、编剧的边缘化:从“一剧之本”到“文字打工仔”
署名权的系统性侵害,成为中国编剧尊严沦丧的最显著标志。2008年,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在两会期间愤然指出:《墨攻》将编剧李树型署名为“剧本创作”,挤在片尾字幕的40多位;《三国演义》把“原著罗贯中”的署名压到第12位。令人痛心的是,近二十年过去,这种状况反而愈演愈烈。
2024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再次发出相同呼吁:“所有网站平台及媒介宣传电影电视剧,基本不宣传编剧,重导演,崇明星,踢开编剧,去编剧化已成恶习,媒体推介电影都认为是导演个人作品,甚至过去署名编剧的电影海报也统统删除编剧。” 这种行业性羞辱在《风筝》《芈月传》等剧的署名权纠纷中达到高潮——编剧的名字可以随意从海报上抹去,由出品人、明星甚至毫无创作贡献者取代。
编剧生态中的收入鸿沟同样触目惊心。金字塔尖的少数编剧如邹静之、六六、高满堂等,片酬可达每集30万元,而底层“枪手编剧”仅能获得每集3000-8000元的微薄收入。更为普遍的是,拖欠稿酬已成为行业潜规则,编剧王兴东曾痛陈:“最直接的侵害是拖欠赖账不付清剧本稿酬就开机拍摄。”
这一系列困境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编剧地位低下→优秀人才流失→剧本质量下降→行业更不尊重编剧。当编剧沦为“文字打工仔”,中国影视创作的核心引擎也就此熄火。
二、短剧狂潮:速食时代下的生存困境
微短剧的爆炸式增长如同一面放大镜,映照出传统影视编剧的生存危机。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飙升至504.4亿元,这一数字背后是传统影视观众的集体迁移。面对这一冲击,传统影视创作者不是坚守艺术阵地,而是选择了危险的“短剧化”转型。
著名编剧于正公开宣称:“很多人看不起短剧,其实这是时代的趋势——长剧的快节奏、浓缩叙事,刻不容缓。” 这一宣言迅速被市场践行:《墨雨云间》以短剧套路成为2024年剧集市场最大黑马;《默杀》被调侃“像是短视频拼接起来”却收获13.5亿票房;五一档几部国产喜剧被批“笑点片段化”“好像看了一堆短视频”。
然而,这种邯郸学步的模仿付出了惨痛代价。为追求短剧式的强刺激,长剧创作者开始粗暴地自我阉割:掐头去尾、放大局部、榨取戏剧价值,忽略铺垫和逻辑,人物沦为标签化符号,故事充斥“杀人分尸、离婚堕胎、报仇捉奸、背德乱伦”等狗血桥段。播放平台则推波助澜,以高倍速播放和剧透式跳看迎合碎片化观看习惯,彻底消解了长剧的沉浸感与陪伴感——这一媒介最本真的魅力。
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警示在此刻显得尤为紧迫:“媒介即信息”——内容框架反向决定内容样貌。短剧2-5分钟的单集体量,注定了它只能聚焦“点状”事件,角色不超过四人;而长剧需要构建复杂人物关系网与世界观,开头铺垫就远超一部短剧容量。当媒介特性被强行混淆,艺术形态的崩溃在所难免。
耐人寻味的是,“短剧化”长剧饱受诟病,精炼化的短剧却屡创奇迹。《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仅12集,《我的阿勒泰》仅8集,却以9.4分豆瓣神作之姿横扫釜山国际电影节。这些作品的成功秘诀恰恰在于:不是盲目追随短剧的快节奏,而是回归长剧本质,通过“提升叙事效率、裁减水戏废戏、用可控人物数量传递足够信息量”,实现从“缓慢”到“饱满”的质变。
三、创作短视:中国编剧的多维溃败
编剧行业的困境不仅源于外部挤压,更来自内部创作的集体短视。这种短视体现在三个维度:创作源头上的生活体验匮乏、资本绑架下的功利主义写作、以及产业机制上的系统性缺陷。
创作源头:失血的想象力
编剧史航曾犀利指出:“目前很多编剧思想幼稚天真,缺乏想象力,更不了解生命的本质,只看到人前显贵,看不到人后受罪,这是编剧缺乏人生阅历的表现。” 这一病症在国产职场剧中尤为突出——披着行业外衣大谈爱情伦理,专业内容沦为符号装饰。对比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日剧《白色巨塔》对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的深度挖掘,国产行业剧的苍白立现。
老一辈编剧赵葆华对此痛心疾首:“现在大部分编剧的创作正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空态势。‘上不着天’是指编剧的时代使命感和家国情怀逐渐缺失;‘下不着地’则是指生活积累的缺失,导致情感虚假、闭门造车。” 当编剧不再深入生活,作品便失去了生命的根基。
资本绑架:命题作文的桎梏
资本逐利的本性将编剧推入更深的囚笼。一位“成功编剧”曾赤裸裸地传授秘诀:“现在写剧本一定要有‘网感’。每一集得有三个点:闹点、槽点和雷点。观众看戏是找乐子,剧情得闹一点;雷点能给观众带来智商优越感;槽点更重要,故意留疏漏让观众挑错争论,扩大影响。” 这种精心设计的愚弄,彻底背离了艺术创作的初心。
IP改编热潮进一步挤压原创空间。制片方疯狂抢购网络小说版权,编剧沦为“文字裁缝”,将网文机械转化为剧本。尽管《七月与安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IP电影凭借粉丝基础取得票房成功,但类似《摆渡人》这样阵容豪华却被剧情拖累的作品,暴露了IP转化的水土不服。
产业机制:断裂的生产线
中国编剧行业的产业化程度严重不足,与好莱坞成熟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编剧拥有极高话语权,著名制片人乔恩·富雷强调:“编剧就是制片人,最初的想法是他们提供的,整个故事是他们创造的,每季22集的剧本是他们撰写的,他们决定故事结构和情节发展方向,还参与演员挑选。”
反观国内,作坊式生产仍是主流。虽有派乐传媒等机构尝试百人编剧团队协作,但普遍状况是:知名编剧挂名,外包给枪手分段写作,导致剧本风格割裂、逻辑断层。更致命的是,编剧一旦交付剧本便失去话语权,导演、明星甚至出品人都可随意修改。导演陈凯歌以爱改剧本闻名,唯一改动最少的《霸王别姬》恰成其巅峰之作——这一对比颇具讽刺意味。
四、破局之道:编剧价值的全球重估与本土重建
危机中孕育转机,中国编剧的价值正在全球市场获得意外重估。这一重估为行业复兴提供了全新可能。
出海浪潮:从文化猎奇到情感共鸣
《漫长的季节》以9.4分豆瓣神作之姿横扫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IMDb评分达8.7,烂番茄新鲜度89%;《甄嬛传》Netflix版单集点击量突破800万次,YouTube累计观看量超2.8亿次;《陈情令》全球播放量突破68亿次,主演泰国见面会门票3分钟售罄。这些作品的成功揭示了一个规律:情感普世性取代文化奇观,成为国产剧出海的新通行证。
题材多元化印证了这一转变。从《西游记》《甄嬛传》的东方奇观,到《山海情》对脱贫史诗的真实刻画,《人世间》对家庭情感的深刻描摹,再到《去有风的地方》呈现的现代生活——国产剧逐渐突破了“古装=出海”的刻板公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永昶精准点明:“这几年‘出海’受到欢迎的国产剧大多抓住了人们普遍的情感需求。”
编剧复兴:四维解决方案
全球认可为编剧价值重建提供了支点,但要实现系统性复兴,需在四个维度同步发力:
1. 权益保障法治化
细化署名权法规:落实蒋胜男委员建议,在《著作权法》中明确“署名应显著、足以表明作者身份”的具体要求
建立行业黑名单:对多次侵权公司采取罚款、警示、禁业措施
推广标准合同:明确剧本修改权限归属,保障编剧全程参与权
2. 创作模式革新
设立编剧体验生活基金:王兴东提议“对申报重点题材给予深入生活的扶持资金”
建立编剧工坊制度:借鉴王丽萍在新加坡的实践,培育全民编剧生态
推动团队协作产业化:发展“派乐模式”,以百人编剧团队实现专业化分工
3. 媒介融合新思路
长剧汲取短剧节奏效率:实现“精炼化”而非“短剧化”,如《漫长的季节》般裁减水戏废戏
短剧提升艺术品质:学习《引她入室》《狮城山海》等作品追求“电影化质感”
探索跨媒介叙事:如《陈情令》“剧集+演唱会+周边衍生品”的全产业链开发
4. 职业精神重建
回归“坐冷板凳”精神:如赵葆华所倡,“坐冷板凳,写热文章,应该成为编剧的基本功”
扎根生活沃土:践行王丽萍的创作观——剧本“从生活里长出来”
培养家国情怀:在赵葆华看来,电影应具“引领社会风尚的崇高责任”,而非仅是“娱乐业”
结语:从“剧本荒”到“剧本皇”的重生之路
当《我的阿勒泰》以8集篇幅勾勒出诗意的边疆画卷,当《漫长的季节》用12集完成一部跨越二十年的命运史诗,中国影视业已瞥见编剧价值回归的曙光。这些作品的成功证明:媒介长短并非决定因素,编剧的创作尊严与艺术深度才是根本。
编剧王兴东的疾呼至今回响:“剧本是电影的根,是源,是本,是命。源决定了流,根主宰着果。” 要治愈中国影视的“剧本荒”,必先终结“编剧慌”——当创作者重获应有尊严,当作品不再被资本与流量绑架,中国故事才能真正赢得人心。
短剧的狂欢终将退潮,但人类对复杂叙事的情感需求永不消亡。中国编剧的救赎之道不在随波逐流地“短剧化”,而在于坚守媒介本质、深耕生活土壤、捍卫创作尊严——唯此,才能迎来中国影视从“够爽够刺激”到“既美且崇高”的质变。
技术的洪流不可阻挡,但艺术的灯塔必须长明。在这场媒介革命中,编剧不应是被淘汰的旧物种,而应成为引领新生的火种——因为再短的剧,也需要不短的灵魂;再快的节奏,也不能省略思想的沉淀。中国影视的复兴之路,必从编剧的重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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