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钱穆先生的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的感觉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道德水平自秦汉以来是一路下降的，治理效能是颠簸起伏因时而异相差很大的。

除却元清朝代的异族统治时期外，中国古代政治基本保持了皇帝世袭和士人政府联合的管控格局，外儒内法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保持了持久的统治地位。

这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钱穆先生以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为例，从制度构建和得失入手，细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职权分配、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演变。

汉代国家政治制度，从三公九卿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带有明显的由皇帝私家仆从演变为政府机构长官的特点，如宰相，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的事在祭祀。祭祀时最重要的事在宰杀牲牛。以此为象征，当时替天子诸侯乃至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的官名之改革，就可见到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巨大进步。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务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周礼》是先秦时代人制定的一部乌托邦式理想化的国家宪法，《唐六典》则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行。

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政府只有皇帝一人独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明太祖朱元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到明代政治最坏的时候，皇帝身边的司礼监便做了真宰相、真皇帝。

清代只是遵从明制，完全没有制度，只有私心，只有法术。清代最特出的地方不仅在于政治歧视，还在于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明伦堂内都有一块卧碑。卧碑上镌刻着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从此东西方文明背道而驰，分别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可见清朝的统治是与历史正确的方向反动的。

相较于上述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建设，真正推动两千年人类生活的每日里鲜活上演的还有社会潜规则。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就是一本揭开历史真面目的窗口。这是社会的另一面。

出版人说：在这部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著作中，作者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在生动、有趣的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曰“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

例一，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作者以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为例；以《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四川陋规“贼开花”为例；以清代文学家方苞《狱中杂记》为例；以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的《活地狱》为例，描写了古代官吏如何利用合法伤害权，践踏生命，聚敛钱财，创制规矩的故事，让人看到了社会另一面的黑暗与冷酷的存在。

例二，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作者以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为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卖，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他不饶。钦此。”在皇帝的眼里，老百姓就是挨宰的羔羊！有了皇帝的圣旨，帝国的官吏们勒索百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作者以《眉山县志》记载的庠生李燧，四川《荣县志》中记载的王开文和刘春棠事件为例，详细揭示出百姓反贪官、反勒索的成效比，和最后得出的结论：民不和官斗。屈死不告状。老百姓就是冤大头。

例三，争取第二等的公平。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山西代县），当地里正、耆绅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那些老人和村长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费用，不然他们就不肯收。此事经道台张集馨调查发现，原来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次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要由政府向民间购买。而老百姓主张的仅仅是无偿交纳，只要不被刁难。张集馨对号草的处理：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投诉的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家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例四，制度性的腐败。作者从明崇祯的一位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的上疏谈起，说明明朝官员的工资待遇极低，还没有退休等社会福利，整个官吏集团早已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日常生活预算。韩一良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当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韩一良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皇帝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以不同名目，按不同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

例五，欺上瞒下的官吏，让皇帝也当起了冤大头。《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有两则成化时的大太监钱能的官场笑话，说的就是钱能的贪虐，古来少有，糊弄皇帝连连得手。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个嘴巴。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为什么皇帝也是冤大头呢？据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汇报：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例六，如何摆平违规者。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年底，山西官场出现危机：介休一位林姓县令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他揭发的内容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告发钦差大臣接受厚礼。林县令揭发的问题，其实是一项地方官员与钦差大臣交往的潜规则，当时叫做“陋规”。只要林县令的报告往北京一送，山西乃至全国就要兴大狱了。在林县令的重击之下，藩台张集馨很快清醒过来，他立刻决定向七品芝麻官低头。在得到一万两白银的补偿和一万两的弥补亏空之后，林县令的这颗雷才算摆平。张集馨的数万两银子就是靠鱼肉百姓而填补，正如他说：“小民终岁勤劳，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这一切手段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农民必须完成纳粮任务，否则就受到合法暴力的追究惩罚，不交皇粮是要挨板子蹲班房的。

例七，论资排辈的是与非。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论资排辈的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明万历年间，出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扬使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干部任用制度。据《皇明祖训》：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决定，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这是典型的个体户的思路。悲催的是，朱元璋的子孙恰恰多是懒惰、荒淫、无能之辈。虽然名义上权力在皇帝的手里，但是皇帝不肯干、不能干，甚至不愿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入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正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这个规矩就会得头破血流。孙丕扬就是抵不住皇帝身边太监的骚扰，才采用了这种论资排辈的干部任用制度。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的道路上来的放牧者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

例八，新官是怎样堕落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苦口婆心地分析利害关系，但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又前赴后继，一代跟着一代干。朱元璋咬着牙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不久，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官堕落的定律呢？《红楼梦》第四回就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贾雨村传授“护官符”的故事。原来，这些新任官员是被当地的那些胥吏衙役教坏了！如果换成从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社会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传下来的，不仅有凝聚着无数先哲智慧和心血的显规则，也有沾满利害和算计的潜规则，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底座，每时每刻地，无处不在地影响着现代社会运行和无数人的日常生活。

202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