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在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的文物勘探工作中，考古人员意外发现几块残碑。经细致辨识，其中两块竟是珍贵的总河题名记碑，一块为明代河道总督于湛所立，另一块则出自清代河道总督靳辅之手。《乾隆济宁直隶州志》曾言：“倚郭之邑志，职官不及郡守；首郡之志，职官不及节督台司，限于分也。且今之济州已别于府，而自为郡，则兖郡丞倅自载《府志》，与济尤无涉矣。然州为运河之枢机，州首亦分任之。其所治者，即济之河，凡河堤诸职，与守土者休戚与共，劳逸与均，不得以秦越视。故即官署之题名，以列于职官之前，而《旧志》与《河渠书》互异者，亦备存之，以备后人之稽考云。”这些碑刻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济宁作为“运河之都”辉煌历史的大门。

据史料记载，明清两朝在济宁河道总督署共有三块总督河道题名记碑，当时均立在大堂门外左侧，除已发现的两块外，还有一块明代曾经四次担任河道总督的潘季驯所立的碑刻尚未现身，但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同样引人遐想。这些总河题名记碑，不仅是对历任河道总督的记录，更是济宁在运河历史上重要地位的有力见证，承载着无数治水故事与传奇。

一、济宁—“运河之都”的崛起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淮河与长江，这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两年后，为赴晋国参加会盟，夫差又开凿了连通济水与泗水的菏水，也就是现在微山湖入湖53条河流之一的万福河，这也是济宁历史上第一条运河，且与孔子荣归故里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然而，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直至隋朝才正式开凿成功。隋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北抵涿郡南至余杭的大运河，形成了隋朝“弓背形”运河格局，并为唐宋两朝沿用。济宁作为“运河咽喉”的重要地位始于元代。元代迁都大都后，隋唐宋运河路程较远，粮食运输多依赖海运。元世祖忽必烈命科学家郭守敬勘测实施大运河的裁弯取直工程，即“弃弓走弦”，而该工程正是从济州（今济宁）开始的。1276-1283年，兵部尚书奥鲁赤开凿了鲁桥到安山的济州河，1289年，元世祖采纳了东平路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等人的建议，开凿会通河，并派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施工，打通了安山到临清的运河。济州鲁桥镇到淮安之间“借泗行运”，至此，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里程比隋唐宋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漕粮也得以通过大运河运输。济宁在运河中的枢纽地位愈发凸显，成为南北交通与物资运输的关键节点。

明代迁都北京后，开始设官管理黄河、运河。永乐九年（1411年），朝廷遣工部尚书宋礼治理山东段运河，并在济宁建设了河道官员的署衙。此后，虽屡屡派遣侍郎、都御史等官前去治河，但并非常设职官。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朝廷专门设置“总理河道”一职驻扎济宁，为增强治河管理的权威性，还会给总理河道加授中央实权机构的官衔。清代，朝廷设置河道总督一职，常带有兵部尚书、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衔，掌管黄河、大运河等相关事务，治所长期设在济宁，仅在康熙年间因治理高家堰等需要，一度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行辕。雍正七年（1729年），河道总督分为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和直隶河道总督，其中河东河道总督继续驻扎济宁，管理山东、河南黄运两河。从明代总理河道到清代河道总督，众多一品大员在此任职，明代历任总理河道中，一品大员充任者达20余人，清代历任河道总督中一品大员比例近半，这在运河沿线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济宁的河道管理机构设置最全、最多，充分体现了朝廷对济宁在运河治理中核心地位的重视，也使得济宁当之无愧地成为“运河之都”。

二、于湛与《总理河道题名碑》

于湛，金坛人，明嘉靖丁酉年（1537年）承接总理河道一职。他在任期间，对河道治理及相关事务有着深刻的思考与积极的作为。当时的河道管理体系中，虽水部分司各有题名，但总理大臣的相关记录却漫无所考，这一状况引起了于湛的关注与感慨。

于湛在《总理河道题名记》中开篇便阐述了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王者宅中图治，必挽天下财富以给经费。我朝始由海运，继由陆运，凡二变，乃改今河运。”点明了运河运输在国家经济中的关键地位。他详细描述了济宁段运河的水源情况，“济水伏流齐鲁，随地溢出为泉。泉在东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洸、沂诸水，东流赴海。”以及明代对运河的治理措施，如文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修复会通河，“伐石起堰，东遏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并通过浚泉、建闸、筑堤、列铺舍、辟湖潴水、引水灌洪等一系列手段，保障运河的畅通与安全。于湛指出，当时每年通过运河运输东南四百万石粮食，万艘船只鳞次而进，既摆脱了海运的风险，又避免了陆运的辛劳，使得四方万国的物资都能汇聚于此，保障了民生与国家财政。然而，此前效劳的诸臣中，总理大臣却无明确记录，他认为这是朝廷典制的缺失。因此，他在公宇东偏构亭，“爰披往籍，录宋礼以下若干人，立石题名，而各疏履历。其下仍虚左方，以俟遞书，庶后来者有考焉。”希望通过立碑题名，让后人能够了解历任总理河道大臣的功绩与履历，为河道治理提供借鉴。 文中还记载了于湛与他人关于运河与海运利弊的讨论。有人认为海运费用省而功效大，引用邱文庄《衍义补》的观点，建议恢复海运。于湛则坚决反对，他指出海运虽能减少粮食漂溺的损失，但却忽略了人员的伤亡。他以《元史》为例，“至元二十八年海运漂米二十四万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十二万九千六百有奇”，按照每舟载米千石、用卒二十人计算，每年溺死者达五六千人。而河运之费虽耗费人力，但“人亡人得者、损上益下者”，对于以天下为家的王者来说，更应重视百姓的生命，不应恢复海运。对于有人担心河运可能出现的意外之变，于湛提出可以借鉴黄河与卫河的关系，开通新的河道，以应对不同情况，保障运道的安全。

于湛所立的《总理河道题名碑》，是济宁河道总督署最早的一块题名记碑，具有开创意义。它不仅填补了总理河道大臣记录的空白，更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通过立碑，于湛强调了对历任河道治理者功绩的尊重与传承，也体现了他对河道治理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潘季驯与《重立总河题名碑记》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区)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专家，他一生四次担任河道总督，在济宁度过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治河岁月。嘉靖乙丑年（1565年），潘季驯首次受命治河，此后历经隆庆、万历年间，多次肩负起治理黄河、运河的重任。他的治河理念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束水攻沙”的理论精髓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建设，小浪底工程和葛洲坝水利工程都全面吸收了这一理论。

在《重立总河题名碑记》中，潘季驯开篇便点明了立碑题名的目的：“题名者何？题总河诸臣之名也。题之者何？考其人，镜其事，某也善，从而师之；某也未善，从而改之。凡以为河也，夫谈何容易哉！”他详细阐述了从北通州到浙之武林长达三千七百余里的运河河道情况，包括各段运河的水源补给及漕河面临的不同忧患。如“冯夷扬波，则河湖有洚洞之虞，而内漕安如衽席；祝融煽疟，则内漕方虑涸辙，而河湖瞬息千里。至如清、黄交会之处，黄涨则高，内灌成淤，水势则必然，未可以人力胜者，则天地之大，河有憾焉，而总河者不亦难乎？”生动地描绘了河道治理的复杂与艰难。潘季驯回顾了历史上多位治水名臣的功绩，如成祖时期尚书宋礼浚复会通河，导汶出南旺，分济南北，使二百年享其利；沭阳伯金纯浚黄河故道，引水入塌场口，会汶入淮，使运道畅通；陈恭襄公瑄堤管家湖通清江浦，以湖为运，消除了元人海运之患；弘治年间，刘忠宣公大夏董夫塞河决，筑长堤自武陟至沛、砀，被称为“太行堤”，保障了漕运安全；嘉靖甲午，中丞刘天和力排众议，毕力疏浚，恢复故漕。这些先贤的治水经验成为潘季驯学习的榜样，他感慨道：“呜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数君子者非我师乎？”潘季驯自谦地表示自己“猥琐鄙人，不足挂人齿颊”，虽四次受命治河，但仍“不能仿佛数君子之万一，以贻后来者之安，真可愧矣！”然而，他深入研究发现，这些治水君子的共同特点是“皆以循复故道为主，未尝有私智穿凿，炫奇骛新，搏名高、要捷径者”。他以大禹治水为例，指出大禹疏九河、排淮泗等，并非创凿，而是疏通天地固有之河，恢复其故道，并且通过陂障等措施巩固治水成果，这才是治水的“心法”。潘季驯表示自己虽难以企及先贤，但一直有志于遵循两河故道、坚守先哲成规进行河道治理。由于旧碑已无空余之处，有司请求再建，潘季驯便撰写此文。他还特别提到，陈恭襄公虽非总河，但因其功绩不可磨灭，故将其名氏著于碑上。

在济宁的二十七年治河生涯中，潘季驯全身心投入到河道治理工作中，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亲笔书写的“予二十年间四驻节于任城矣，今始一登太白楼，感而赋此”，道出了他的无奈与感慨。近在咫尺的太白楼，他直到晚年最终离开济宁的时候才第一次登临。可以想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运河与黄河的治理，无暇欣赏周边的风景，这种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动容。他的治水功绩与太白楼的遗憾，共同构成了他在济宁的传奇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济宁作为“运河之都”，河道治理工作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四、靳辅与《重立总督河道题名记》

靳辅，在康熙年间两次担任河道总督。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从安徽巡抚调任河道总督，决心治理黄河水患，保障大运河安澜无虞，他和幕僚陈潢一道开启了治河的艰苦征程。二人到任后，陈潢亲自沿河考察，掌握河患第一手资料，提出整套治河方案。他们借鉴明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并加以改进，修筑“缕堤”和“遥堤”，加快水流速度冲沙，阻挡洪水防溃堤。陈潢还发明“开引堵决法”，快速堵塞决口，省工省料又安全。同时，运用“放淤固堤法”变沙害为沙利，发明“减水坝”减轻洪水对堤坝的冲击。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一年，经过五年治理，实现“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然而，康熙二十七年，靳辅被御史郭琇弹劾，陈潢受牵连，被削去官职逮捕到京师，不久含冤病逝。但他们的治河功绩不可磨灭，不仅使黄河回归故道、漕运无阻，还让大片荒滩成为肥沃的土壤，增加了国家财赋，他们的治河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靳辅在草莱疾病中再次接到担任总河的命令，虽推辞不成，但此时的他已年老病龙钟，身体状况不佳。即便如此，他依然毅然回到河上，希望能够继续为河道治理贡献力量。 

靳辅在《重立总督河道题名记》中开篇便强调：“凡事责乎其实，而无骛乎其名。”他指出唐宋以来，许多官职都在厅前树石题名，其目的并非为了虚名，而是希望君子居其位能尽其职，也让后人通过查看厅石，了解任职者的政事得失，从而起到监督与借鉴的作用。他深刻认识到，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因历时久远而忘记自己的职责，但“耳目之旁、片石之上，其生平美恶如烛照数计，责备咸归，清议不恕”，警示后来者要重视自己的职责，做到名副其实。靳辅详细阐述了河道总督职责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他认为河务不同于钱谷、刑名等普通职事，河务关系到国计民生，近则数十年，远则数百年，其利害影响深远。他分析了不同治理方式带来的不同结果，如“堤防苟且，惟私是图；百官承风，万事瓦解。不幸而冲突溃败，不知其毒未深、其害犹浅；幸而河伯安澜，不知养痈遗患，为害适多”，批判了那些只追求虚名、不务实的治理方式；而“原始要终，顾彼虑此，举数千里之黄、淮、运河，束之于寸心之间，措之于指掌之上，百官张教，万姓乐生”，则是他所推崇的真正务实、为百姓谋福祉的治理态度。靳辅回顾了历史上多位治水名臣的功绩，如尚书宋礼导汶而南旺，使三百年受益；陈恭襄公瑄堤管家湖而海运绝；刘忠宣公大夏筑太行堤而运道安；宫保潘季驯主复故道而河称一治。他感慨自己生在这些先贤之后，虽有机会效仿他们，但因力有所限、学焉未逮，深感惭愧。他深知黄河迁徙不常，而当时在朝廷的宏远谋划下，河道日益宽深，他希望后人能够善守，使河道长治久安。他也表达了对后世君子的期望，相信天之生才不尽，期待后来者能够肩负起河道治理的重任。

这块《重修总督河道题名记碑》上刻有靳辅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到任，以及去世的具体时间，有“于成龙到任于康熙三十二年”（这是初任），下面依次还有河道总督董国安、于成龙（再任）、张鹏翮、赵世显、陈鹏年、齐苏勒等，往下残碑上还有“总河部院”等字，说明碑上题名的至少还有四任，应该是尹继善、孔毓珣、稽曾筠和田文镜，这些河道总督的题名充分说明他们都是连续在济宁任职的。据史料记载，靳辅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来济宁任河道总督，同一年在淮安清江浦建行辕一处，治理运河与淮河，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济宁河道总督部院建大堂、二堂；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济宁重建敬一亭；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修太白楼，同时撰文并立《重修太白楼碑记略》碑一通；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济宁立《总河靳辅修学记》碑一通，靳辅撰文，周金然书并篆；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济宁城东门楼、西门楼和北门楼；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二月十五日再次来济宁担任河道总督，当年十月在总督河道部院大堂门左侧立《重立总督河道题名记》碑一通。所谓移驻清江浦只是为了治理清口而设的行辕，并非把河道总督署改到了淮安清江浦，据《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江苏淮安清江浦清晏园,始建于1417年,为明官仓户部分司公署，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道总督靳辅来清晏园,“凿池种树,以为行馆”。无论是各种史料上记载的清江浦作为“行馆”“行辕”“行署”，都说明只是临时暂住或者说属于分支机构，不能改变济宁在清代一直为河道总督署驻地的事实。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身体多病无法支撑的靳辅为了确保大河安澜，多次向朝廷请求辞去总河一职。他在任上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十一月十九日，他病逝在任上，而就在这一天，康熙皇帝正式御批同意他离任致仕。然而，靳辅却再也无法看到这份谕旨。康熙皇帝听闻靳辅去世的消息，悲从中来，泣不成声。靳辅的一生，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河道治理事业，他的离世不仅是河道治理领域的重大损失，也让康熙皇帝深感痛惜。他所立的《重立总督河道题名记》，不仅是对历史治水名臣的致敬，更是对自己治河生涯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精神财富，进一步巩固了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 

五、三块题名记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2024年7月，随着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和济宁河道总督署展示馆的建成开放，济宁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运河文化地标，三块总河题名记碑也得以修复或复刻，重现在世人面前，仿佛向人们讲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对河道治理历史的记录与传承

于湛、潘季驯、靳辅所立的三块总督河道题名记碑，详细记录了明清时期历任河道总督的姓名、履历以及他们在河道治理过程中的功绩与经验。这些碑文如同珍贵的历史档案，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河道治理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解读碑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治水理念、技术手段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从而清晰地梳理出河道治理的发展脉络。这些经验教训对于现代水利工程建设和河道管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实现了河道治理历史的有效传承。

（二）彰显济宁“运河之都”的地位

三块题名记碑均立于济宁河道总督署，这本身就充分证明了济宁在明清时期运河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河道总督作为管理黄河、大运河等重要河道的高级官员，其治所长期设在济宁，众多一品大员在此任职，且相关管理机构设置完备，这些都凸显了济宁在运河运输、河道治理等方面的关键作用。题名记碑的存在，将济宁与运河紧密相连，成为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的重要历史见证，向后人展示了济宁在运河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文化与精神的象征

这三块碑刻不仅是历史文物，更是文化与精神的象征。它们承载着历代河道总督的治水智慧、责任担当与奉献精神。于湛的严谨治学、重视历史传承；潘季驯的鞠躬尽瘁、坚守治水理念；靳辅的务实求真、为河务奋斗终身，这些精神品质通过碑文得以流传后世。它们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要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无私奉献，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总理河道题名记碑也成为了济宁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