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医院的大门朝西开，往来的救护车总带着急促的鸣笛，卷起门岗前的尘土。正值仲夏，暑气蒸腾，蝉鸣聒噪，红砖墙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光。就在大门右侧几十步远的地方，一座圆柱状的堡垒陷在半人高的蒿草里，像个沉默的哨兵，守着八十多年的光阴。

陈老汉推着卖菜的三轮车经过时，总会停下来歇口气。车斗里的菠菜还带着露水，他摸出根纸卷烟，对着碉堡的方向弹了弹。

“又来看它们了？”门岗的保安笑着打招呼。

陈老汉没抬头，烟卷上的火星明灭不定：“不是看，是陪它们说说话。”

他今年八十六了，年轻时在医院当杂役，如今耳朵背得厉害，但眼睛还亮。保安扯着嗓子说话，他也只当是风吹过蒿草的沙沙声。听老辈人说过，这座堡垒是日本人留下的，1938年春天立起来的，那会儿医院这片还叫“东大营”，是日军英井联队的驻地。堡垒墙厚三尺多，子弹打上去只留个白印子，上下三层都有枪眼，最大的那个能钻进半个人，架着机枪能扫到泗河大堤。

“我爹当年就死在这墙根下。”陈老汉往堡垒那边努了努嘴，手指向东北角，“他给日本人搬砖，累晕了，被一枪托砸在太阳穴上，就没再醒过来。”

保安年轻，没听过这些。他只知道这些堡垒是文物，1984年就立了保护碑，红漆字早褪成了浅粉色，碑身被孩子们画得乱七八糟。但陈老汉记得清楚，碑上写的“碉堡”两个字，其实该叫“杀人台”——他小时候躲在庄稼地里，亲眼见过日本兵从枪眼里探出头，对着跑反的百姓扣动扳机。

“那会儿这附近没这么多楼，一眼能望到火车站。”陈老汉眯起眼，像是在穿透时光的烟尘，眼前的门诊楼、停车场都渐渐淡去，露出一片灰黄色的土地。“堡垒顶上有探照灯，夜里一打开，跟白天似的。谁要是敢靠近，枪子儿就跟下雨似的。”

年久失修，堡垒腐蚀得厉害，墙皮剥落处露出红砖的内里，像翻出的伤口。陈老汉说，那是1945年秋天，地方武装用土炮轰过，没炸开，倒震落了不少砖。日本人跑的时候，把枪啊炮啊都带走了，就留下这些空壳子。”他伸手摸了摸堡垒的石基，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爬上来，像摸到了一块冰。“可我总觉得，墙里头还卡着子弹头，砖缝里还嵌着血。”

陈老汉慢慢站起身，拍了拍三轮车的车帮。他忽然想起前几天，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拿着相机拍照，说要写篇关于堡垒的文章。

“写吧，”陈老汉对着堡垒轻声说，“多写写那些枪眼，写写墙有多厚，写写咱中国人的骨头，比这砖石还硬。”

三轮车吱呀作响地走远了，堡垒却依旧像个蹲在地上的老人立在那里，静静地守着什么。往来的人脚步匆匆，有人看一眼，有人没在意。可它就在这儿，不声不响的，像个老祖宗守着家。

风过蒿草，沙沙地响，堡垒上的砖缝里，好像有光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