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阿多诺在他的名著《否定的辩证法》中，说了一句传遍世界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句话一旦变成流行语，往往让人止于泛泛的理解。我是在华盛顿参观二战纪念馆、面对那些堆积如山的死难者的鞋子时，突然对这句话有了如晤作者般地领悟。在法西斯公开而疯狂地屠杀人类生命之后，一切审美活动(诗是审美活动之一)都显得轻飘而又冷酷，犹如在亡灵之前唱歌跳舞，再美也是“野蛮”。还有，当法西斯为屠杀做准备和正在屠杀之时，诗没有发出警醒、愤怒、痛苦与悲悯的自己的声音，而是选择了顺从或沉默——奥斯维辛之后，诗才在阳光明媚之中“吟唱”，当然也就带有着矫情与野蛮的性质。“我们不妨质问：诗歌中的人类在哪里?其中包含了多少自由元素?在这些诗歌里，有没有同代人的心灵的回声?”(林贤治语)

我却是在野蛮的时代开始诗歌创作的。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正酣，加之人在戈壁军营，茫然与绝望就迫压得心灵有了一种想叫想喊想撕破窒息的冲动。先是读诗，贺敬之的《放歌集》正迎合了那个时代赞歌的“激情”。真正地引我进入诗，还是从青海乌兰中学借来的那本《艾青诗选》，忧伤而又带着大地的气息。后来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诗”来，几乎是每天都给自己悄悄地腾出一块与诗耳鬓厮磨的空间。曾经有一段写诗的疯魔日子，茫然的反叛与青春的情爱淹没了诗行，每积成一沓便热切地寄给山东老家身为小学教员的妻子。

“文革”过去，我转业地方，写诗的心却沉寂如井。

重新燃起写诗的热情，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吧?在另一种绝望里挣扎着爬起来，踉跄站定，极目四望，在一种近乎虚无而又不甘的悲凉里就有了发声的愿望，一种脱离了朱里安·班达所说的有组织的“集体激情”、而终于可以向往并自觉地发出个体之声了。这种声音，当然是从头脑深处打捞出的，有纯粹不合时宜的波澜，也当然有了批判的锋芒，并坚信“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爱德华·w·萨义德)。

其实，在我国漫长的诗歌传统里，这种批判的锋芒，到底没有被泯灭。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个“怨”就不仅是“牢骚”，是有着愤怒在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瞧，人们对于残暴的统治者夏桀，已经到了要与之同归于尽的地步。

这段写诗的过程，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也就转入到更能恣肆表达的散文写作中。十多年过去了，本以为写诗的情绪早已冷却，却竟又在心里燃起了诗的激情，连续地就有几十首诗如小溪一样，悄然奔流。肯定是灵魂深处积攒下了太多的情愫，鼓荡奔突，连心腔也拘缚不住，便发而为诗了。仍然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的写诗一样，再没有初写诗时的那种发表的功利，只是让心灵长了翅膀，不管昼与夜，兴之所致，随意鸣啭、飞翔。甚至就如一丛丛野草，灰尘蒙蔽也好，人畜踩践也好，只是使劲地生长，自由地呼吸，并让爱的根紧抱着大地，总想给这个太过残酷的人间献上一点干干净净而又带着不死希望的绿意。

坎坷疲惫的路途上，最让自己留恋就是这些野草了。它们微小，却能够超拔于被侮辱被损害的苦难而献出着一种悯世的大爱。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竟让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爱如水洇沙土般地洇透了我的心。这些诗句，也因了爱的浸润，而有了此前少有的温暖的亮色。

往往会在深夜里有诗意潜上心来，犹如一具犁铧犁开着土地。这时，偶尔会想起那个写过《草叶集》的惠特曼来。尽管他的“草叶”是另一种美国气派，强健、粗犷，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但是自由与爱却是一致的。他说自己“对于人类的炽热的感情似乎使别的一切也都燃烧起来”。

炽热的感情燃烧了吗?——我时时追问自己。

虽然这二百多首诗歌形式不一，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是，在金石设计公司独具匠心的设计上、孙伟先生用心血所绘的插图上、孟强先生融入着情感所作的篆刻上，都颤动着野草自由而倔强的呼吸。这呼吸固然微弱，仔细听，其执着或者不弱于一种呐喊的。

不知再过十年，还有没有写诗的情绪?也许，只要鼓起脉搏的血是热的，只要我爱与爱我的人们的爱还如阳光一样暖暖地流淌，只要身处的这片古老而又渴望着的土地上，还有野草在年年迎着寒冷努力地于枯黄里泛绿，就会有诗意在心上引起不可遏止的悸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