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视域的宏阔转换 风云激荡的家国情愫

——试析杨义堂纪实文学内容维度的三次跨越

李昌杰

穿越十年创作的峥嵘岁月，山东作家杨义堂以其厚重的纪实文学笔触，在儒家思想的幽深庭院、大运河的奔腾血脉与抗日烽火的灼热疆场上，完成了一场引人瞩目的精神“三级跳”。从《鲁国春秋》对儒学根脉的执着挖掘，到《大运河》系列对人民史诗的深情吟唱，再到《昆张支队》等作品对民族抗争的立体呈现，他的创作视域经历了从文化寻根到大地民生，进而跃升至民族命运全景的宏阔转换。贯穿这一历程的，是一条奔腾不息、深沉浩荡的家国情愫之河，映照出一个作家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共振。

一、深掘圣贤故里：儒学根脉的守护与民族精神的奠基

杨义堂的纪实文学之路，起步于华夏文明的灵魂腹地——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他以史家之笔锋，勇探典籍未能尽述的历史幽暗之地。《鲁国春秋》横空出世，其价值远不止于填补《左传》之后鲁国历史的空间空白，更在于它艺术地再现了儒学这一思想幼苗如何在风雨飘摇的鲁国大地上艰难生根、绽放，乃至远播异域的顽强生命过程——“立体地展现儒学在鲁国生根开花异域结果的艰难”。在那些诸侯倾轧如虎狼相争、礼崩乐坏若大厦将倾的篇章里，杨义堂让读者深刻触摸到“文化的坚韧与吏治的维艰”，揭示了儒家思想作为民族精神核心，在极其严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挣扎求存、薪火相传的不朽力量。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填补空缺的史述，更是一部民族文化深处血脉搏动的考古报告。

杨义堂将镜头聚焦于承载千年道统的孔府圣裔。《大孔府》穿越府邸森严的重重门廊，直抵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灵魂高地。孔德成面对日寇威逼利诱时表现出的“凛然正气”与“坚决抗日的气节”，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人抉择，而是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不可不弘毅”的崇高理念在烽火年代迸射出的最耀眼人格光芒。杨义堂敏锐地捕捉到，孔府府宅之内演绎的家国情怀，正是儒学品格在时代熔炉中的一次悲壮淬炼与升华。它在民族危亡之际，庄严宣告了儒学精神与华夏命运的血肉联系。

其笔触并未止步于孔孟殿堂，更伸向了塑造民族性格的民间伦理场域——《千古家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在杨义堂的诠释中，早已超越“个案”的局限，成为儒学精神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渗入家族伦理、塑造民族集体文化性格的经典范例。它揭示出儒学并非仅存于庙堂典籍的高远理论，更已化作“日用而不觉”的民间生存智慧和伦理基石，成为维系华夏文明不断裂的内在稳定器。这三部作品共同构筑了杨义堂纪实文学的第一级宏阔阶梯：深入儒家文化母体，以史笔为刀，剖析其在历史沉浮中的坚韧命脉，彰显其作为民族精神基石的永恒价值。这是对文化本根的深情凝视与守护。

二、溯流大河之脉：运河史诗与人民史观的确立

杨义堂的纪实文学航船，在完成对儒家思想源头的探寻后，扬帆驶向了一条更为奔腾浩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大河——京杭大运河。他的创作视域实现了从圣贤书斋向苍茫大地的壮阔转移，标志着其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民立场的真正觉醒。诚如其所言，“写运河的小说可谓多矣”，但杨义堂的《大运河》、《运河总督》及《北游记》系列，以其鲜明的“人民性”书写，在运河文学谱系中开创了令人瞩目的新航程。

杨义堂笔下的大运河，绝非仅供帝王巡幸或漕运粮秣的冰冷水道工程。他以其饱含深情的笔触，赋予这条古老河流以多重鲜活的生命维度——它是万千河工血汗开凿、世代维系的“人民的河”；是承载两岸百姓生计梦想、悲欢离合的“幸福的河”与“艰辛的河”；更是流淌着中华民族不息奋斗与执着追求的“追梦的河”。这一深刻认知，使他的运河书写超越了单纯的风物志或工程史，升华为一部以大河为“脊骨”、以人民为主角的浩瀚民族生存史诗与精神图谱。

杨义堂并未忽视运河史上那些光芒璀璨的治水能臣如宋礼、潘季驯、白英等。然而，在《运河总督》等作品中，他着力刻画的并非仅仅是其卓越的工程智慧，更是其“治河即治国安民”的深切情怀。他们将个人功业深深扎根于运河两岸百姓的福祉之中，其治水伟绩因之获得了不朽的道德光辉与历史重量。更令人击节赞叹的是其国际人道主义视野的展现。《北游记》中苏禄国王归葬德州的故事，经由杨义堂的深情叙述，升华为大运河所承载的和平、友好、互助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光辉见证。他巧妙地将这一历史事件与当下济宁作为“运河之都”成功推动运河申遗的壮举相联系，深刻揭示了大运河精神穿越时空、沟通中外的永恒魅力。杨义堂的运河三部曲，是其纪实文学版图上矗立的第二座高峰。它标志着其创作主体意识从文化精英本位向人民本位的深刻转换，以恢弘的人民史观重构了运河史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奏响了民族共同体的雄浑乐章。

三、烽火淬炼国魂：抗战叙事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当杨义堂的笔锋毅然转向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惨烈、最伟大的救亡图存之战——抗日战争时，其纪实文学的疆域完成了最具史诗气魄的第三次跨越，跃升至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景高度。他精心构筑的抗战三部曲——《昆张支队》、《抗战救护队》与《大湖西》，以其题材的广度、深度的交织，“在抗战文学的呈现上前所未有”，构成了对那段血火岁月全方位、立体化的宏大叙事，展现了其驾驭重大民族历史题材的卓越能力。

昆张支队活跃于敌后复杂险恶的战场，《昆张支队》正是聚焦于这看似边缘却极具韧性的抵抗力量。杨义堂不仅描绘了其灵活机动的战术传奇，更深刻揭示了在敌伪势力的夹缝与高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如何在最残酷的环境中扎根民众、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这精微的“毛细血管”叙事，恰恰实证了民族抗战生命力的顽强与无孔不入。《抗战救护队》则将镜头对准了战场后方一条同样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英雄群体。在烽火连天、缺医少药乃至面临敌机轰炸的极端困境中，以林可胜为代表的中外医护人员，以其超越国籍、种族与政治分野的人道主义光辉和国际主义精神，践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杨义堂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条“人道战线”上闪耀的伟大博爱精神，有力拓展了抗战叙事的道德维度和人性深度，使其“大人道主义的宏大视野”有了坚实感人的依托。

而在《大湖西》的宏大画卷中，杨义堂则致力于描绘这片战略要地（通常指微山湖以西的鲁西南、豫东、苏北、皖北交界区域）军民在极端复杂艰险的敌后环境中，展现出的坚不可摧的“民族民众的向心力”。面对日寇的疯狂扫荡、伪军的助纣为虐以及顽固势力的掣肘，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血肉之躯铸就铜墙铁壁。书中生动再现了军民鱼水情深、同仇敌忾的感人场景，深刻揭示了正是这种源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强大凝聚力，构成了民族危亡之际最深厚的伟力源泉，是抗战持久并能最终胜利的根基所在。

这三部作品，战场、医院、根据地三线并进，军事、人道、社会三维交织，共同构建了一幅全景式、立体化的民族抗战图卷。杨义堂不仅再现了“抗战的艰困错综复杂”，更以其如椽巨笔，穿透历史的硝烟，深刻揭示并热烈讴歌了在那至暗时刻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内在精神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凝聚和引领的、以广大民众为主体的、坚不可摧的共同体意志。这标志着其家国情怀书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与精神强度，从文化守护、民生关切，最终升华至对整个民族命运共同体最深沉、最炽热的礼赞与信念书写之中。

四、大潮涌动：视域转换中的史诗建构与家国道义

纵观杨义堂十年纪实文学征途中的三大步跨越，其写作视域的转换清晰勾勒出一条不断攀升、日益宏阔的精神轨迹：从儒家文化殿堂的深邃探源（《鲁国春秋》、《大孔府》、《千古家训》），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所承载的人民史诗与共同价值书写（《大运河》、《运河总督》、《北游记》），最终跃升至关乎民族存亡绝续的抗战全景与共同体意志的淬炼赞歌（《昆张支队》、《抗战救护队》、《大湖西》）。这一历程，是创作疆域从圣贤走向苍生、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地域走向民族的壮阔开疆拓土。

驱动这浩荡精神远征的核心动力，正是那贯穿始终、澎湃不息的家国情愫。它并非概念化的口号，而是深深融入其每一次历史叩问、每一个人物塑造、每一处细节描摹之中的生命热忱与价值立场。在儒家篇章里，它是对民族文化根脉近乎虔诚的守护与接续；在运河波涛中，它化为对万千黎民生存史诗的深情凝视与对和平友好价值的坚定弘扬；在抗日烽烟下，它则迸发为对民族生存权最激昂的捍卫、对人民伟力最崇高的礼赞、对人类良善与互助精神最动人的呼唤。杨义堂以其卓著的创作实绩，有力地诠释了纪实文学并非历史的冷漠复述者，而是民族记忆的守护者、精神价值的发掘者、时代命题的回应者。他以如椽巨笔，在历史的河床深处，镌刻下当代知识分子深沉博大的家国情怀与不息的道义担当。

杨义堂的纪实文学创作，以其宏阔的格局、深邃的思考和饱满的家国情怀，为当代中国文坛树立了一座融合历史深度、现实关怀与民族精神高度的丰碑。他的每一次视域转换与题材跨越，都不仅是个人写作轨迹的拓展，更是纪实文学这一文体在新时代回应民族精神渴求、参与文化传承创新、高扬人民主体性的成功实践。当历史的烟云散尽，这些以心血铸就的文字，将继续作为民族精神坐标上闪亮的星辰，照亮后来者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