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从春秋战国时代达到高峰之后，一路冲波逆折蜿蜒而下，经过秦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外儒内法的变形。三国两晋南北朝打碎重构，佛教大兴，大唐大气象，儒释道三家并行，但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盲+流氓”横行无忌，汉唐以来的贵族文化消弭无形。

大宋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文运昌盛，城市繁荣，以游民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艺如戏曲、评话发达，从而塑造千年以下中国的平民社会和国民性格，主宰朝代兴废和历史变迁，至今不绝如缕，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习惯。

这也是造就当代中国社会平民性世俗性特点的文化因素之一。

中国古代社会有庙堂和江湖之分，文化也有雅俗之辨。雅文化即是贵族文化、经典文化，从先秦文化到儒释道三家，如儒家的四书五经、佛教典藏、老庄哲学、诗词歌赋，是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登堂入室涵养精神培养人格规范的指引；俗文化即是平民文化、通俗文化，主要是宋元以来的戏曲、评话、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说唐》及大量以此故事蓝本改编的说唱艺术，它们是市民街巷、卖浆者流心驰神往脱离平庸生活的精神圣地。

自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文化批判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雅文化中的代表--儒家文化，从“打到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从批宋明理学到“批儒尊法”，结果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道统毁灭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消失了。

看过刘再复先生的大作《双典批判》之后才猛然发现：原来我们批孔批错了！看过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之后才明白：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千年游民文化控制的社会！控制我们的正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通俗文学里的世界观和英雄史观！

一、原形文化、伪形文化分析和《水浒传》《三国演义》里的文化糟粕批判

刘再复先生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它们危害中国世道人心五百年。以中国古典小说论，《红楼梦》指引我们走向天国之门。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都是把我们引向天国的诗意生命，即帮助我们走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之地狱的诗意生命。《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中国人如何走进你砍我杀、你死我活、布满心机权术的活地狱？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变性、变态、变质？就通过这两部经典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国民性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两部经典的巨大病毒，继续在其中沉浸，那么，中国人的人性将毫无出路。

第一个发现“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相通的是鲁迅。他在1935年就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这一论断极为深刻，可惜没有引起注意。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喜欢《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因为有其国民性基础，即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之相通合拍。说得刻薄一点，是气味相投。但鲁迅只讲到中国人乐意接受这两部著作的原因，而未讲另一面：《水浒传》《三国演义》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水浒气”与“三国气”，又在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原有的国民性造就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心理基础；《水浒传》《三国演义》产生后又使原有的国民性进一步恶质化。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正在每日每时地创造大群的、与自身气息相通的读者，这就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

刘再复先生在《谁在统治中国？》一文中，旗帜鲜明的提成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谁在统治中国？作者自问自答到：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水浒传》。从明初到现在，中国逐渐被这两部书所统治，从上到下，都被这两部书所塑造、所改造，并被书中的基本观念主宰着，特别是清代统治者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更大，政治更黑暗。“五四”之后，中国从西方引入各种主义、各种学说，但都未能真正统治中国。而真正有影响、感染、掌握中国世道人心的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特别是这两部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之后，其影响之大，更是难以估量。通过电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再一次征服了中国的男女老少，再一次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种塑造力与影响力是看不见的，但它胜过千军万马。

刘再复先生受斯宾格勒的启发，将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原形文化是教人“生”的文化，伪形文化是教人“死”的文化，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书里书外的一个“诚”字，并认为“诚”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原形文化巫的精神源头。

为什么古代中国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是战争还是祭祀统治者都需要向上天祈祷，都需要用真诚的感情与天地沟通。这就是“礼”和“卜”文化的来源，而礼和卜的内核就是内心的“诚”。没有诚就没有中国文化。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通神”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从《山海经》里的女娲、精卫、夸父、刑天为代表的草创之初的赤子英雄说起，揭示出中华民族最本真、最自然的历史，他们是一群失败的英雄，但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是不知功利，不计成败，只知探险求索、只知开天辟地、只知造福人类的无私的、孤独的、建设性的英雄，代表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精神气质，代表着中华民族健康快乐元气淋漓的童年。

《红楼梦》也是中国的原形文化，不仅因为这部小说开篇连着《山海经》，而且因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和他心爱的诸女子，以及浸透全书的精神，都是《山海经》的精神与赤子情怀，都远离《山海经》之后的泥淖世界，特别是巧取豪夺的世界。贾宝玉这个人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用他的天真挑战着一个庞大的污浊世界，与夸父、精卫一样傻。《山海经》所呈现的中国原形文化精神是热爱人、造福人的文化精神，是婴儿般的具有质朴内心的精神，《红楼梦》连接、呈现并丰富了这种精神。

《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和唐僧所呈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孙悟空与唐僧所形成的心灵结构，是童心和慈悲心融合为一的结构。孙悟空如同不死的刑天，而唐僧则给他以慈悲的规范，即不可杀人的规范。如果没有紧箍咒的制约，如果没有唐僧所掌握的度，孙悟空就可能不是走向佛，而是走向魔，变成另一个猴魔王。因为有制约、有规则，所以孙悟空的任何造反和征战，从不伤害无辜。这是一条大边界。

《西游记》唐僧、孙悟空师徒搭配结构的隐喻，是我国原形优秀文化凝聚而成的伟大隐喻，其深刻内涵恰恰给人类的造反行为作了三项宝贵的提示：其一，任何造反都应有慈悲导向。即鲁迅说的，革命乃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杀人”。其二，任何造反都不可越过一定的道德边界。即必须坚守一定的“度”。其三，任何造反的手段都必须合乎人类生存延续的总目的，即合乎人性标准。

《水浒传》文化是典型的伪形文化，从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与《西游记》相比，如武松、李逵的行为恰恰在于没有道德边界，没有自我坚守的“度”，没有人性。他们只遵守两条逻辑：一是造反有理，二是欲望有罪。第一基本命题的可怕逻辑内涵是：“凡是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则涉及妇女观，即对待妇女的态度，实际上是认为生活有罪。刘再复先生把这个观点作为衡量野蛮与文明的试金石。

作者对《水浒传》第一基本命题的批判，锋芒指向的是暴力造反。这不是否定宋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合理性，而是批判《水浒传》中所显示的暴力崇拜和造反旗帜下的反人性的黑暗手段。

例如“智取生辰纲”是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本来是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但是，它却变成了中国人讴歌的正义行为。这是为什么？因为行为背后有一个貌似正义的理由，这就是“为富不仁”，英雄们劫富济贫才成为仁义之举。

中国历来的农民革命都以劫富济贫为基本口号。《水浒传》的读者所以会同情“智取生辰纲”的行为，一是因为中国的贪官污吏多数是一群吮吸民脂民膏的喝血动物，二是这一行为符合中国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文化心理。“劫富济贫”理念的错误，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还在于它用刀枪暴力手段强行实现绝对平均主义。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而且是一种以暴力实现乌托邦的妄想。

“智取生辰纲”的行为所以会让中国人（包括现代中国人）感到痛快，就是它迎合了中国自古皆然的嫉妒心理。只要这种心理存在，“智取生辰纲”就永远是英雄行为。中国的富人富了之后，总是蒙受各种巨大压力，包括意识形态的压力、道德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文化心理的压力。富了之后没有安全感，这是因为富了之后要面对的不仅是各种企图“智取”他们手中财富的江湖豪杰，还要面对无所不在的海洋般的嫉妒的目光和目光背后嫉恨的毒液。

如果“智取生辰纲”的行为模式还被当成英雄行为模式，那么，“富-不义-劫富-正义”的逻辑就会永远笼罩社会，也会永远压在富人的头上。支持“智取生辰纲”，已经是中国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但这种不经公权的以盗易盗，以暴易暴，以一种不合理规则取代另一种不合理的规则的办法，只能让人类处于万劫不复的黑暗循环之中。

再如“血洗鸳鸯楼”事件。《水浒传》反社会的事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武松的血洗鸳鸯楼。“血洗鸳鸯楼”事件的导因是武松发配到孟州安平寨之后，受施恩的小恩小惠而替施恩痛打蒋门神并夺了快活林，因此得罪了蒋门神的朋友和后台--张团练、张都监，于是，张都监设计捉拿武松。武松复仇。当他得知仇人正在鸳鸯楼聚会时，便奔往那里进行了一场血腥屠杀：他先进了马院，杀了一个养马的马夫。爬入墙内，在厨房里又杀了两个丫鬟，然后上鸳鸯楼，剁砍了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和两个亲随。这之后，他萌生一个念头：“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于是，便下楼杀了张团练的女儿、儿媳、养媳及家中的几个女子。至此，武松才心满意足。在这场大屠杀中，武松顶多有理由杀三个人：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可是他却杀了十五个人，连小丫鬟、小女子也不放过。更可怕的是他在屠杀之后的心理状态：理直气壮！于是，在死尸上割了一片衣襟，蘸着鲜血，在白粉壁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而且还自语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

武松如此滥杀无辜，又如此理直气壮、兴高采烈，真是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清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武松这一行为赞不绝口，与武松一起沉浸于杀人的快乐与兴奋中。金圣叹在评点这段血腥的文字时，在旁边做出欢呼似的批语，像球场上的啦啦队兴奋地喊叫着：“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个、十二个！”“杀第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批语中洋溢着观赏血腥游戏的大快感。当武松把一楼男女斩尽杀绝后自语道：“方才心满意足。”金圣叹批道：“六字绝妙好辞。”看到武松在白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时，他更是给出最高级的评语：“奇文、奇笔、奇墨、奇纸。”说“只八个字，亦有打虎之力。文只八字，却有两番异样奇彩在内，真是天地间有数大文也”。一个一路砍杀，一个一路叫好；一个感到心满意足，一个感到心足意满。武松杀人杀得痛快，施耐庵写杀人写得痛快，金圣叹观赏杀人更加痛快，《水浒传》的一代又一代读者也读的痛快。在皆大欢喜、皆大痛快中是否有人想到，无辜的小丫鬟人头落地，无辜的马夫人头落地，无辜的仆人人头落地。小丫鬟、马夫也是生命，也是有父亲有母亲有兄弟姐妹的活泼泼的生命。武松砍杀这些无辜的生命时不但没有心理障碍反而心满意足，金圣叹对于这种暴行，不仅没有恻隐之心而且拍手称快，后代无数读者面对惨不忍睹的血腥，却一个个一睹为快，一睹再睹，看热闹，看好戏，看血的游戏。个个欣赏站立在血泊中的高大英雄。这个英雄有多高？金圣叹称之为“天人”，高到了顶，美到了顶。

刘再复先生为此大声提问：金圣叹和读者这种英雄崇拜，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心理？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属于人，还是属于兽？是属于中国的原形文化心理，还是伪形文化心理？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中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则不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葬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认定战争、杀人是坏东西，如果不得不战争而且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扬扬，反之，应当带着哀痛的心情对待胜利，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胜利的后事。这是一种最合人性也最合天理人理的态度。老子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暴力的否定的大悲悯，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才是真正的英雄观念。

当人们陶醉在电视剧《水浒传》主题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优美动听旋律中的时候，可曾想到武松的这一出手意味着多少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中国的评论者和读者，只求满足于快意情仇，忘了用生命的尺度即人性去衡量英雄的行为。当然，与其说忘了，不如说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一种“嗜杀”的变态文化心理已经成为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鲁迅一再批评中国人喜欢看同胞们杀头，骨子里是血腥式的自私与冷漠，可惜没有觉悟到。武松至今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如果说《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上，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的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经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阴谋的大全。

《三国演义》展示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戴无人可比的面具。

1917年李宗吾先生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样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一样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算是说到要害上了。

刘备玩的是打着孔圣人面具的儒术，即扮演“仁君”，满口“仁义”，但谋取的是自己和集团私利的圣者诡术。例如，刘璋系益州牧，乃四川一方诸侯，因面临曹操、张鲁的双重压力，加上自身秉性懦弱，早就想借助同宗兄弟刘备的力量，而当时他的属下大夫张松到北方曹营说项失败后，到南方却受到刘备的隆重接待，有感于知遇之恩，张松便献上蜀中地图，请刘备长驱西指，入主西川，他与法正、孟达为内应。刘备听闻此计后，口头上虽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嘴上还念着同宗之义，心里却高兴的不得了，也对张松感激到极点，并向张松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投靠刘备后返回四川便实施其计划，劝说刘璋请刘备相助，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后，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矣。”刘璋倒是老实，经张松一说就中计，连忙应允，曰：“吾亦有此心久矣。”并派张松举荐的法正、孟达为使者前往荆州请兵入川。刘璋的幕僚黄权、王累一眼看清事态的严重而全力阻挠，王累更是直截了当撕下刘备的面具：“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事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但刘璋不听，引狼入室，刘备便鸠占鹊巢，夺了益州。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第四十二回载，赵云“单骑救主”，在冲出曹军重围见到刘备的那一刻，却发生了这样让人意外的故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云喘息而言曰：“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面对此情此景，刘备既没有为夫人的死亡而悲伤，也不问小生命能否存活，只顾讲一句骇人听闻的话和做一个掷子于地的唐突动作，这不是为了笼络赵云的心是什么？爱才之心本可理解，但是，以掩盖爱子之心丧妻之痛而凸显爱才之心则是一种心机。这种连亲子之爱也拿来笼络人心的游戏，正是权术的极致游戏。

李宗吾在《厚黑学》里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实是远于极点了。有了这样的本事，当然成为一世之雄了。

与刘备玩的儒术不同，曹操玩的是法术。这种法术，表面上是“明术”，其实也是诡计。它通过诨名、恶名先把你批倒批臭，而且一沾上恶名，你纵使跑到天涯海角，它也是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是曹操惯用的伎俩。

例如，《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杀王垕，使用的是王垕违反军法之名。请看：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孙策，借得粮食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借汝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无辜的仓官王垕不仅搭上了性命，死后还要背负骂名。曹操与王垕的这一故事具有很高的象征意蕴，它揭示：在政治权术的游戏中，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头颅价值可言，一切都服从权术所指向的目标。这也说明，当权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人的生命尊严就会走向谷底。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除了暴力崇拜、权术崇拜之外，还在于对妇女的漠视和摧残。在“英雄”们的眼中，妇女不是人，而是物，是尤物、食物、玩物、祭物、器物、毒物、动物、兽物等。如果说《红楼梦》是物的人化，那么《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人的物化。这里的“人”，是妇女。中国妇女的不幸命运，非常集中地表现在双典“女性物化”现象中。例如，武松不仅把潘金莲视为勾引自己的尤物，并且把她的心肝五脏和头颅作为祭奠兄长的祭物。母大虫顾大嫂在《水浒传》之《三打祝家庄》中“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顾大嫂本是女人，应当怜悯女人，可是她偏偏把见到的女人一个不漏地全部杀了。这种仇恨妇人、滥杀妇人的人本身还能算妇人吗？真是母老虎啊！在《三国演义》里有个叫刘安的猎户，为了招待刘备，竟然把妻子宰了，还告诉刘备，这是“狼肉”。把女人视为狼、狗、猪、牛一般。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吴虞先生才写下《礼教与吃人》，批判这种以妇女为食物的吃人行为。《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有一个不把自己当人而变成蛇蝎一样毒物的刘夫人，“袁绍既死，审配等主持丧事。刘夫人便将袁绍所爱宠妾五人，尽行杀害；又恐其阴魂于九泉之下再与绍相见，乃髡其发，刺其面，毁其尸--其妒恶如此。”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双典”是“女性物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妇女的命运、中国妇女的变形变态变质，中国妇女如何被剥夺、被压迫、被摧残、被吞食、被利用，全部展现在这两部小说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发现人的运动，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把男女平等的启蒙观念发展为启蒙群众运动，这才彻底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偏见，中国妇女才结束了被“物化”的历史，真正做回了人。

以《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和《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为代表的江湖义气文化，是中国社会肌体的毒瘤，是流民文化的集中体现，毒害中国社会近千年。在《水浒传》中，林冲是官逼民反的典型，但林冲上山的投名状是一颗人头--一个无辜的过路人的人头。这说明除团伙之外的人都不是人。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对结义兄弟的定位是：兄弟是手足，妻子是衣服。这说明除团伙之外，妻子也不是人。为了一个义字关羽可以在华容道放走死敌曹操，刘备为了给关羽复仇，可以放弃国家，亡命白帝城。这说明除团伙之外的一切包括国家与社会都可以放弃，如果这样一帮人当国则国将不国矣。江湖义气的本质是小团伙的私利，它代替了原则，模糊了界线，扰乱了秩序，成为了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杏黄旗谋取小团体利益的工具。江湖义气与现代社会，与以天下为公的现代文明水火不容。这也是造成中国熟人社会特点和公权力长期不发达的主要文化因素。

如果说《红楼梦》是真正的“人”的文化，那么，“双典”则是“非人”的文化，是人任人杀戮任人践踏的文化。作者受著名作家、诗人聂绀弩启发，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把孔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把《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作为批判对象就好了。如果在树立对象与打击对象上做一转换，以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为正面旗帜，以“双典”代替孔子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那么，同样会有震撼力，而且能严格地区分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原形与伪形，其张扬的核心价值和打击的核心价值都将更加明确。

林岗先生说：胡适认同“五四”新思潮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运动。而被置于“重估”的那些价值中，恰恰缺漏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刘再复在新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提出“双典”批判的话题，正是对五四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传承，也是补足了那时未能完成的“国民性”检讨和批判的一课。

那么，《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背后的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

二、《水浒传》《三国演义》产生的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探索与分析

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和它所要表达的以英雄故事为主题的游民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传唱千年，影响世道人心，是与宋代以来形成的游民社会密不可分的。对此，王学泰先生从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作出了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论述。

1、什么是游民、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自秦汉以来至清末两千多年，士农工商作为社会的基石被称为石民。石民之外，过剩的劳动力如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盗贼乞丐都属于游民。例如阿Q就是一个流浪于城乡之间的游民的典型形象。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确定的住所，没有家庭，更没有宗法。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拿不准。以游民为主的社会就是游民社会，游民和知识分子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

2、中国古代为什么会产生游民？

1），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小农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迟滞和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和等级序列）的僵化，及与其相应的文化，不能适应人口激增，是大量产生游民的根本原因。孙达人先生在《中国农民变迁论》中说，小农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小、少、散。任何一个小小的震动都有可能使他们丧失自己的土地。南宋诗人辛弃疾所谓“千年田换八百主”，就是土地财产不易长保和聚集的形象写照。

2），中国古代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但这两个流域的气候环境十分恶劣。根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的2142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5150次，平均每4个月就发生一次。人民生存艰难。

3），自秦以后，小家庭占了主流地位。据记载西汉末年共有12233062户，59594578人，平均每户4.87人。东汉最盛时共有9698630户，49150220人，平均每户5.06人。可见当时是以小家庭为主的。后代的情况也与两汉差不多，例如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统计每户平均6.57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统计平均5.17人，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统计平均5.83人，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统计平均6.63人。

4），中国人口繁殖很快，在社会安定，没有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和波及面过大的瘟疫的情况下，人口三十年就会翻一番。从汉至唐之间出现过几个人口高峰，如西汉末年、东汉末年人口都接近6000万，唐代天宝年间人口增至8000-9000万之间。人口的增长不仅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发生了矛盾，而且一遇天灾人祸便会有大量的流民产生。

这些脱离了社会秩序的人，当他们汇成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就会形成巨大的、盲目的破坏力量。当大规模社会动乱之后，流浪、战争等劫难使得社会上相对过剩的人口大大减少，形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局面。

据人口学家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为6000万左右，经过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数十年战争之后，降到2300万，下降了60%。中原一带人口下降更是多达90%。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在这种人口潮汐和政权更迭的怪圈中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鬼打墙”运动。

3、游民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杜亚泉先生认为，中国的知识阶层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也有两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杜先生为旧知识分子的画像，虽然形象，但他们这种性格的形成确是有历史渊源的。

1），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君不君、臣不臣局面的形成，许多士不仅没有了“世官”可守，甚至连家业也都零落殆尽，成为无所归依，自谋出路的游士。这些游士凭自己的才能有布衣而至卿相者，如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范雎、蔡泽；有合纵连横搅动天下者，如苏秦、张仪、公孙衍；有周游列国推广仁政者，如孔子、孟子；有经略天下经商致富者，如范蠡、子贡、白圭。

这一时期养士之风甚盛，战国四公子如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各养士数千人。齐国的稷下学宫，招徕各种学派的学者“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形成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天下士人敢于藐视君王为帝王师的春天，是后代士大夫仰望的高标。

2），秦汉之际，天下定于一尊。游士没了市场，游侠开始出现，他们成为统治者的对立面，成为了社会的良心，如司马迁笔下的朱家、郭解“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践，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游侠的为他和反主流非逞一时之快，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他们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他们不逞强、不炫耀，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

正如左思的《咏史》：“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随着汉代最有品格的游侠郭解最后被灭族，在皇权专制设计的以“四民”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了游士、游侠的位置。但游士、游侠的形象在《史记》等各种历史文献中被定格，成为后世游民特别是游民中的知识分子仰望和发挥想象的高标。

4、为什么游民社会会形成于宋代？游民群体形成于宋代，是基于历史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宋代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1）、经过唐末和五代数十年战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在五代兴起的恰恰是为贵族文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这是一个“暴民乱治”，是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五代时，暴民的主体就是胡作非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灾难和罪恶的士兵和将领。

据《五代史》记载，梁太祖朱温对待士卒十分严酷：“（其）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返者，其余皆斩之，谓之跋队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黥面”本来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对士兵实行黥面，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罪犯。这样必然使士兵失去社会的普遍尊重，被人们视为作恶的团伙，因此，他们在战争中为非作歹自然也没有了心理障碍。五代乃至宋代，军队的流氓化就与此有关。不仅军队如此，这一时期的帝王将相，也多是兵痞流氓出身。至于十国的开国之君，与五代的皇帝相比也相差无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鼠窃狗偷之辈或兵痞，其流氓行径也多载于史册。

唐宋文化的巨大差别，就与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动乱密切相关，动乱不仅摧毁了唐代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造就了根本不懂文化为何物的一代统治者，时代文明和文化素质迅速下降。到了宋代，许多领域包括政治、文化几乎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建。赵宋本身就是游民革命建立的王朝，立国之初，赵匡胤接受五代之乱的历史教训，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手段，推行文官政治，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那些文化不高或根本没有文化的赵普、党进等人掌握朝政。

2）、五代十国之乱成为宋代城市游民阶层形成的前提。随着人口的激增，经济的变迁，特别是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为城市游民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教育相对普及，有些游民还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开始参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

宋初，宋王朝管辖地区人口只有3000万左右，下降幅度在1/3-1/2之间。政府推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致使有宋一代土地流动空前加快，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现象。据《中国人口史》统计，北宋末期的宣和六年（1125）有2340万户，12600万人口，较北宋初年增长了四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按宋代最高垦田720万顷算，每人平均只有5.7亩，每户平均也就30多亩。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些土地要养活一家人是比较困难的。

到了南宋，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一般在10-20亩之间。于是，在长达300余年的两宋期间，就不断有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脱离土地、脱离他们时代生存的农村，走入城镇，开始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3）、宋代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都城。唐代凝固的、封闭的、坊市分离的城市模式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现代特点的、具有开放式布局、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的街巷式城市模式。居民们面街而居，而且临街设肆。除了宫城以外，汴京几乎所有的街巷都向商业开放。宋初即规定三鼓以前不得禁行人，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甚至有通宵达旦营业的盛况。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此有形象的描写。

柳永《望海潮》描写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北宋末年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10万以上的城市有30个以上，包括汴京、临安这样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4）、宋代商人的势力明显增强，北宋汴京城中的富商很多。主要原因是宋代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改变了前代歧视商业的政策。到北宋末年，出现了“全民皆商”的盛况。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有15000家，约占城市总户数的1/10。

工商业的繁荣和经营自由度的提高极大吸引了农村破产农民进城谋生的积极性。《清明上河图》中有770多个人物，可以归纳为游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走江湖的郎中、看相算命的卖卜先生以及各式各样的摊贩。

5）、宋代历朝都有招收游民为士兵的记载，特别是天灾人祸或战争动乱时期，游民就成为士兵的基本兵源。游民一旦从军，终身服役，难于改业。收入军队的，除了被招募的游民外，还有不少发配充军的罪犯，《水浒传》中说的“贼配军”就是指这类人。

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记载赵匡胤的话说，他认为自己定下的制度“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生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对于这个制度设计，宋代臣僚多持赞颂态度，其实，这种制度“失”大于“得”。该制度设计的本意在于把游民军人化，其结果却是军队游民化。

有宋一代军人被社会轻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游民，流浪于城镇的游民被视为社会的渣滓，这就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必然低下。名将狄青官至枢密使，地位几乎与宰相相等，可是由于脸上有刺字，布衣刘易发怒时敢于当面刺激他，称之为“黥卒”。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宋代流行的民谚说“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这种舆论更使得宋代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自暴自弃，思想情绪更加接近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

6）、宋朝建国之初，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赵匡胤宣布“宰相当用读书人”，还把“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人”刻在石碑上，立于祖庙之中，作为祖宗家法传诸后世。

与此相适应，大幅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出身科举的官僚人数大幅度增加。从两汉以来皇权专制统治者推行的官僚人文化过程，到宋代全部完成。据何怀宏统计，唐代每年录取进士的平均数为24人，宋代为133人。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对南宋理宗宝祜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601名进士做了分析，指出本届科举考试所取进士，官僚家庭出身的184人，平民（指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无做官者，又非皇帝宗室）家庭出身417人，平民占了2/3以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景象成为社会的真实写照。

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就有16.7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除了国家办学，还有许多民办学校。南宋初年有人记载：“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千字文》《蒙求》就是宋代使用的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神童诗》之类，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仁宗朝拜相的杜衍，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和著名文人宋祁、宋庠等等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

到了宋代，印刷术真正走向市场，增加了知识的可及性。南宋已经出现了许多印卖合一的“书铺”“书棚”。杭州还出现了陈起这样的大出版家。

7）、知识分子相对过剩。自秦朝以来，宋朝是最优待文人士大夫的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人才，从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之哲宗元祐二年（1087），官员人数从1万人激增到3.4万人，只用了不到80年。但全宋300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42172人，平均每年133人。全国举人待考人数，常常有数十万之多。

就古代的知识结构来看，他们除了做官很难从事其他职业。这些过剩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游民。游民和知识分子结合，一遇到天灾人祸就会形成冲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水浒传》中的军师吴用，李自成的智囊宋献策都是这类人物。从宋代中期游民问题就已经浮出了水面。

8）、随着宋代大城市的畸形繁荣，江湖艺人的数量急剧增多，类是于旧北京的天桥、护国寺、白塔寺的“瓦子”不仅给江湖艺人提供了一个安定长久的演出场所，还为促进通俗文艺的发展与成熟设置了一座擂台。当时，中小城市也大都有瓦舍勾栏，我们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到，不仅像郓城县有勾栏，汴京来的白秀英在那里演唱，就连清风寨这样的乡镇小地方，按照《水浒传》第三十三回的说法“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可见当时的通俗文化繁荣。

根据陈汝衡先生《宋代说书史》统计北宋的著名说书艺人20人，南宋的120-130人。他们当中杰出的还被皇帝召见。他们的说话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颇有艺术感染力。《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一节记载：“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人才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曈发迹话，使寒士发愤；讲负心底，令汉奸包羞。”这段描述不仅说明小说教化功能，也展示了当时“说话”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成书于此时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在这两部巨著形成过程中与此有关的“平话”和戏曲，都是游民意识及其思想情绪的载体。

9）、中国古代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造成的“游民”是被主流社会抛出的一群，他们一无所有，谋生艰难，又受到“四民”的歧视，甚至被驱来赶去，没有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们反抗主流社会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几乎是必然的。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说：“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正是游民社会变革意识的典型概括。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中，从陈涉一声划破历史长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问，到汉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的叹息；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到朱元璋的功成名就；从领导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李自成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造反文化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生活在底层的游民不仅有可能通过反社会的动乱改变自己的地位，而且，在许多次大规模的冲突中，不少游民真的跃上了社会顶峰，引发千百年来江湖艺人和通俗文学的津津乐道。

在宋代，特别是北宋、南宋之交，上山落草、拉杆子造反成为了游民发迹变泰之道。元代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里描写宋江：家住梁山泊，平生不种田。刀磨风刃快，斧蘸月痕圆。强劫机谋广，潜偷胆力全。弟兄三十六，个个敢争先。

当“四民”中的某一个人沦为游民之后，他生活的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险，敢于无所不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个投名状（也就是敢杀人）一样，没有这个胆量就生存不下去，就会饿死，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冒险精神就成为他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游民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特别具有主动精神和进攻性的一群。

据王学泰先生统计，从秦始皇以后的改朝换代共有30余姓（包括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些主政中国或部分主政中国的开国君主出身，大体分两类：一是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血统的（如拓跋魏、辽、金、元、清，如唐）；一是游民或接近游民身份的底层人士。

《水浒传》《三国演义》正是通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发出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平等人际关系的追求，对官府腐败的痛恨，对英勇与智慧的赞颂，对“发迹变泰”的渴望，对“江湖义气”的颂扬，对各种追求失败后的悲愤。所以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

三、宋元明清至民国游民社会的状况分析。

1、南宋末年，北方的金和西夏的人民大多被蒙古人屠戮，金仅剩不到110万户，约为全盛时期的13%，西夏人几乎被扫荡殆尽，南宋灭亡时人口减少了19%，1174.6万户，但大城市的繁华消失了。元末明初的战争也很残酷，人口从至正初年的9000万，下降到洪武四年（1371）的6000万，30年间人口衰减了1/3。从宋代到明中叶，游民群体产生了游民意识的载体--通俗文艺作品。

2、从明末到清末300年间，是游民群体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人口直线上升，宗法制度受到从未有过的冲击，游民人数激增，各种秘密或半秘密的游民组织大量出现，并活跃于社会底层。通俗文艺作品成为游民组织的指导思想。从关汉卿的套曲《不伏老》公开宣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班头，曾玩府游州。”还带着挑衅的口吻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们可以看出关汉卿已经彻底摆脱了文人士大夫的角色定位，自动沉沦于社会底层。这种滑稽玩世、不受常情拘束、放浪不羁的作风，正是游民知识分子的特点。元代不只是堕落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士大夫参与通俗文学（如杂剧与通俗小说）的创作，本来就是游民的江湖艺人，有许多也是掌握了文化的，他们不仅能表演，而且会创作。元末是各种各样游民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获得了成功或半成功，享受了一世或半世的富贵荣华。他们的故事在《英烈传》等通俗小说里广泛流传。明代皇帝朱元璋就是游民出身。他当过游方僧，讨过饭，流浪四方，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是一个典型的游民。朱元璋因缘际会，他凭着冒险精神、不受任何约束的手段和永不停息的执着追求，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令朱元璋始料未及的是大明王朝因流民暴动而建立，也因流民的揭竿起义而倒台。

3、在皇权专制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士大夫思想意识，是最能与游民意识相抗衡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抗衡是以士人本身的自信与自尊为基础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基础发生动摇，必然导致游民意识的泛滥。徐渭在《吕布宅诗序》中说：“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词词话耳。”钱希言在《戏暇》中说：“文待诏诸公，暇日喜欢听人说宋江”，文待诏就是苏州名士文徵明。

据陈翔华《三国故事剧考略》统计，“宋元戏文”（指南戏）中“三国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等12种；“金院本”中的“三国戏”有《十样锦》等8种；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有《关张双赴西蜀梦》等33种；明杂剧中“三国戏”有《豫章三害》等26种；明传奇中的“三国戏”有《连环计》等29种；清杂剧中的“三国戏”有《鹦鹉洲》等15种；清传奇中的“三国戏”有《小桃园》等24种。至于花部中的“三国戏”更是不可胜数。

《水浒传》成书之前，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共有36种；明清杂剧中的“水浒戏”有5种；明清传奇中的“水浒戏”有7种；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收录“水浒戏”74种。其他剧种特别是北方地方戏中，讲水浒故事的更多。

《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商业性质刻本在嘉靖年间出现后，马上成为畅销书。可见宋元及以后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对底层社会的精神塑造之力。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阿Q是个文盲，连个圈都画不圆，然而他会唱“悔不该错杀了郑贤弟”“我手持钢鞭将你打”等通俗戏文。

4、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统计，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全国总人口达到1.97亿人。这是之前中国人口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加上土地兼并，天灾人祸，流民暴乱逐步演变为大规模的流民战争。到顺治十二年（1655），全国人口下降到8000万，减少了12000万，像四川一省，几乎屠戮殆尽。但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增加到43000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人均占有耕地大幅下降。

据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记载，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人均土地下降到2.19亩，一户不过10亩上下。全国失业人数9000多万，占总人口的1/5强。如果说宋元时期游民多集中于工商业繁荣，又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大城市，明清时期的游民多集中于专制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小市镇。

据统计，到清末，全国的小市镇大约有3万个，占全部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同时期英国、日本的这个比例分别是75%和71%。

5、到了清代，占主流地位的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被挤压，“小说教”的影响面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是儒生在异族统治下的社会地位失落。如果说明代还有为王朝考虑、不计个人身家性命、前赴后继的忠臣，清代只有埋头考据的书蠹和唯命是从的奴才。

戏曲及其价值观对平民百姓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自宋代以来的各种有民众参加的大型活动，如祈雨、禳灾、拜神、走会，以及政治活动如誓师、凯旋、献俘、祭祀、造反等都带有戏曲化成分，到了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则完全进入戏曲脚色。如果团民觉得自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不仅穿铁拐李的衣服（当然是戏服）、拿着他的道具，而且要“摇兀作跛势”，何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义和团起事，崇拜各路神仙，许多通俗小说中的人物都上了“排行榜”。

6、会党与通俗文艺。结拜是游民最原始的结合，结社是宋代以后的一种社会组织，清代的会党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是游民联合中最高级的形式，是当时政府和社会的反对派。

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说：“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

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是“江湖型”的秘密团体，不仅其组织者、领导者多是江湖侠客、散兵游勇、游方僧道以及江湖艺人、江湖术士，其成员也多为游民，如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脚夫、水手、盐枭等。他们的主导思想和组织原则来源于通俗文艺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小说，对天地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天地会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乃至一部分习俗、行为，都是模仿通俗小说或戏曲。革命党人中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都参加过天地会或其分支。

四、帝国的灭亡与游民社会的终结。

1、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肃清大清帝国的余孽；二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游民对建设毫不关心，甚至公开反对。据对湖南会党十分熟悉的陈浴新介绍：在长沙起义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说的明白：阿Q“革命”的目的只有三条，一抢到西，二抢人，三报仇杀人。只是阿Q运气不好，没有获得革命的机会，否则，他一定会这样干的。

2、会党活动的公开化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种种表现，引起了人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从民国初年到40年代末，三大帮会--哥老会、红帮、青帮的畸形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为各界人士所瞩目。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国共两党之外，第三个最有组织力量的就是帮会。民国时期流行的《青红帮演义》《江湖豪侠传》《四海群龙会》《山东响马传》都是以会党为题材的小说。

随着两千多年帝国时代的终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游民和游民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华民族走出了“鬼打墙”似的人口潮汐率，中国人民迎来了现代化的新时代。但以游民文化为载体的通俗小说，特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小说和以它们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动漫等文艺作品，则会长期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对传统文化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中的糟粕，我们还需要保持警惕。

还是老话说得好：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这些话都深刻揭示出游民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并为中国千年以来的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所证明。

让幼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不仅是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孜孜追求，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着力方向。

这不仅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更关乎更高一级文明社会的建设。

2025.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