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走访慰问徐宝安老人，他都神采奕奕的。在门诊穿梭在药柜与病历间，是步履匆匆的医者，在家转眼裹进一袭深红色暗纹唐装里。墨色礼帽轻轻扣上发梢，檐角阴影恰好遮住眉间倦意，褶皱里藏着的，是与消毒水气味全然不同的檀木沉香。像他一生走过的路——一半是硝烟与药香，一半是初心与坚守。

紫砂茶壶在指间流转，热水注入的瞬间，白雾漫过指节，恍惚间竟与他调配药方的身影重叠。那双手，曾在朝鲜战场的寒夜里为伤员包扎伤口，曾在省中医进修学校的油灯下批注医书，也曾在泗水中医院的工地上搬过砖瓦。此刻握着茶壶的姿态，与当年握着手术刀时同样沉稳，仿佛岁月从未在这双手上留下仓皇。

1934年的夏天，淮河岸边的茅塘村，蝉鸣正稠。徐宝安在泥土芬芳里睁开了眼睛，那时的他不会知道，这片滋养他的土地，日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刻进生命——洪水冲垮房屋的浊浪，与多年后朝鲜战场上的硝烟，竟会在记忆里重叠成相似的底色。

五年小学的琅琅书声，两年私塾的笔墨香，是他年少时最安稳的片段。直到洪水漫过田埂，房屋在浊浪中倾颓，曾经的课堂变成逃荒路上的泥泞。跟着奶奶讨饭的日子里，他或许常在破庙里借着月光认字，那些写在草纸上的笔画，成了乱世中唯一的光亮。父母早逝的隐痛，被奶奶粗糙的手掌轻轻抚平，也悄悄在他心里埋下了坚韧的种子。

15岁那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像一道光，照亮了少年迷茫的前路。报名参军时，他或许还带着逃荒岁月里未褪的瘦弱，眼神却亮得惊人。踏上北上的列车，窗外的风景从淮河平原变成鸭绿江的冰面，那身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竟比奶奶缝的粗布衣裳更让他心安。

67军199师医院的卫生所里，少年徐宝安成了最年轻的身影。前沿阵地与后方医院之间的山路，被他和战友们的脚步磨得发亮。寒夜里，他把自己的棉衣裹在伤员身上，指尖冻得发僵，却能精准地完成每一个包扎动作；炮弹呼啸而过时，他扑在担架上护住伤员，碎石溅在背上，只当是落了场急雨。有次炮弹在附近炸开，气浪掀飞了他的帽子，他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继续推着担架往隐蔽处跑——那一瞬间的惊险，后来只被他轻描淡写地归为“运气好”。

昼夜连轴转成了常态，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家常便饭。他给伤员喂饭时，自己的胃里空得发响；为伤员输液时，指尖的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熬得太久。一千多个伤员从他手里重获生机，每个名字都刻在他的记忆里，比私塾先生教的百家姓还要清晰。当三等功的奖章挂在胸前，他看着身边年长的战友们，突然明白：所谓成长，就是在硝烟里把怯懦烧成灰烬，让保家卫国的信念，长成比山还稳的脊梁。

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徐宝安正在朝鲜的坑道里给伤员换药。那一刻，山风穿过防空洞，带着硝烟散尽的清冽，他忽然想起临行前奶奶塞在他口袋里的那把炒豆子——原来，有些等待，真的能熬到开花结果。

1954年6月的青岛，海风带着咸湿的暖意。部队卫生所安在城阳，没有营房，他们便住进蓝村老百姓的家里。炕头上的针线笸箩，灶台上飘来的玉米香，让他想起茅塘村的烟火气。房东大娘总往他碗里添红薯，说“你们在朝鲜遭的罪，俺们都记着”，这些细碎的温暖，后来都成了他扎根山东的理由。

1956年转业到泗水时，他带着一身硝烟未散的锐气，也带着对安稳生活的憧憬。建起小家的第一个冬天，他把仅有的500元转业费换成一口棺材，托人送回安徽老家。这举动在旁人看来或许不解，他却觉得踏实——奶奶拉扯他长大的那些苦日子，总要有个郑重的交代。后来奶奶去世时，乡亲们说，那口棺材在村里是顶好的，就像她养大的孙子，体面，实在。

防疫站的消毒水气味，与朝鲜战场上的药水味既相似又不同。在这里，他面对的不再是枪伤，而是乡间的常见病痛。为了把医术练得更精，1958年的冬天，他背着行囊走进省中医进修学校。两年时光，他把古籍里的医理嚼碎了咽下去，再化作临床实践里的分寸。回到县医院中医科时，他的处方笺上，既有现代医学的严谨，也有中医辨证的灵动。

1986年的夏天，52岁的徐宝安接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泗水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泗水县中医院。站在空荡荡的场地上，他想起当年在朝鲜搭建临时救护所的情景——同样是“一无所有”，同样是白手起家。“抗美援朝那么难都过来了”，他对着卫生局的领导笑，眼里的光和15岁参军时一样亮。

6间民房里，白布缝制的药兜在风中飘动，像一面面微型的旗帜。他带着同志们去进货，在灯下核算每一分钱的开销，跑遍省市争取资金时，磨破的鞋跟里藏着泗水河的沙。当2000多平方的门诊楼在县城拔地而起，他站在楼前，忽然想起朝鲜战场上那些被抢救回来的生命——原来，守护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既能在枪林弹雨中托举希望，也能在和平年代搭建守护健康的港湾。

如今的泗水中医院早已枝繁叶茂，而他仍守在最初的诊室里。终身名誉院长的头衔对他而言，不如患者一句“徐大夫看得准”实在。阳光穿过窗棂落在他的白大褂上，恍惚间，那个在青岛蓝村借住的年轻战士，那个在民房里缝制药兜的院长，都与此刻坐诊的老人重叠在一起。

泗水的河水静静流淌，见证着一个老兵的转身与坚守。从战场到诊室，从军装到白大褂，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为了人民”的执着。就像他当年为奶奶备下的那口棺材，朴素里藏着最深的敬意——对过往的铭记，对当下的担当，对生命的珍重，都在岁月里酿成了最醇厚的酒。有人问他：“这么大年纪了，守在中医院图啥？”他指指候诊室里排队的患者：“你看他们，大老远赶来，是信得过咱。”

天刚蒙蒙亮，县中医院的候诊椅上就坐满了人。多半是从乡下赶来的，裤脚还沾着泥点，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病历本。他们知道，徐大夫七点准开门，只要排上队，再晚也会看完。有一次，暮色漫进诊室时，最后一个患者起身道谢，他才发现自己午饭都忘了吃，诊桌上的茶水凉透了，像他额角渗出的汗。

他的诊桌总是干净的，处方笺叠得整整齐齐，听诊器擦得发亮。对每个患者，他都要多问几句“夜里睡得好吗”“胃口怎么样”，仿佛看病不单是瞧病症，更要暖人心。有位青年妇女被慢性病缠了三年，他每周都在病历本上记下病情变化，一边开方一边拉家常，说“病就像地里的草，得慢慢薅”。三年后女人痊愈，一家人捧着锦旗来谢，他笑着说：“把病看好是本分，送这个干啥。”

这些年，他总爱在坐诊的间隙，拄着拐杖去新院区转转。看着152亩的土地上，楼宇一层层长高，科室一点点配齐，他眼里的光比年轻时更亮。“152亩，11个亿，两期工程”这些数字他记得比药方还熟。说起来时，他会掰着手指算：“以后乡亲们看病不用跑远路了，住院条件也好。”阳光穿过他的白发，在新院区的蓝图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神情，像当年在6间民房里规划中医院时一样，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望。

我们坐在徐老对面，听他的讲述漫过岁月的河。在他平缓的语调里，往昔的峥嵘与明日的新篇轻轻相拥，像老茶盏里沉浮的叶片，每一片都浸着时光的浓醇。

我们起身告辞时，徐老站在门口挥手，藏青唐装的衣角在晚风里轻轻摆动。回望来路，是我们更加懂得：所谓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像徐老这样的人，用一生的坚守写就的生动注脚。他们把战火中的誓言，化作和平年代的日常，让“初心”二字，在一次次救死扶伤里，在一辈辈的传承里，永远鲜活，永远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