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为民三十岁那年，承认了一件事：张萌不会嫁给他。

     他娘给他提的亲，他一个都不见。不是没有好的，隔壁村那个会缝纫的姑娘，他爹是生产队长，人长得也周正。他娘说了一箩筐好话，他只回一句：“不急。”

     不是不急，是心里有人了。

     可他从不敢跟张萌提。

     每次张萌来门市部买糖，他都想把那句话说出来。话在嗓子眼儿滚了又滚，最后还是咽回去了。他怕说出来，就连她来买糖时的那一笑都没了。

     就这么拖着。

     一年，两年。

     张萌还是那副样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喊他“张大哥”。每一声“大哥”都像一瓢凉水，浇得他心里透凉。

     他三十了。在农村，三十岁还没成家的男人，背地里都被人叫“光棍儿”。他娘急得要上吊，他爹气得摔碗。他不吭声，把头发抹得油亮，三天刷一次鞋，站在柜台后面等着。

     等谁，他清楚。

     可张萌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门市部的大哥人好，卖的糖比别处便宜，花生糖尤其好吃。她回城的时候，还专门来跟他道别。

      “张大哥，我走了。这些年谢谢你照顾。”

     她说完，又笑了。

     张为民站在柜台后面，手攥着抹布，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挤出一句：“路上慢点。”

     张萌转身走了。她不知道那天晚上，张为民把那个记糖的本子翻了一宿。本子上记着她每次买糖的时间、种类、数量，后面还画了正字——那是她笑的次数。

     城离村三十八里路。

     张为民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花了大半天才打听到张萌工作的酒厂。他没敢进去，在厂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个下午，看见张萌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走出来，和工友们说说笑笑。

     他站起来，想过去，又站住了。

     后来他“偶然”路过酒厂好几回，有一回终于“碰巧”遇上张萌。张萌看见他挺高兴：“张大哥！你怎么来城里了？”

     “进城办点事……顺路看看你。”

     “走，我请你吃饭！”

     张萌拉他去厂门口的小面馆吃了碗面。她说她在城里挺好的，工作也顺心，让他放心。她说这话的时候还是笑着的，和从前在门市部买糖时一模一样。

     张为民低着头吃面，心里说：不光是顺路，我是专门来看你的。

     可他说不出来。

     面吃完了，张萌要送他，他说不用。骑上车走了没多远，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张萌已经回厂里去了。

     又过了些日子，张为民辗转听说张萌处了个对象，是厂里的技术员，城里人，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

     他在门市部后面那间小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照常开门卖货，只是不再往头上抹猪油了。

     张萌结婚那天，他去了。

     随了份子钱，喝了喜酒，笑着说了恭喜。张萌穿着红衣裳，比平时更好看。她敬酒敬到他面前，喊了声“张大哥”，他端起酒杯一仰头喝了，辣得眼眶发酸。

     别人以为是酒辣，他知道不是。

     一年后张萌生了儿子，他又去了，喝了喜面，抱了抱那孩子。孩子很小，软乎乎的，他抱得小心翼翼，像是在捧一个瓷碗。

     张萌说：“张大哥，你也该成个家了。”

     他笑了笑，没接话。

     又过了两年，张萌又问他：“有对象了吗？”

     他愣了一下，说：“快了。”

     那以后，他再也没去过。

     门市部还开着，他照常卖货，照常过日子。有人给他说对象，他见了几个，都没成。不是人家不好，是他心里那道坎，始终没迈过去。

     他娘死了，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为民啊，你到底是等谁呢？”

     他没回答。

     时间过得快，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张为民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门市部早就不开了，他也老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他会想起那个记糖的本子，不知道还在不在。

     他又去打听了张萌的消息。

     这回花了好大力气才找到。张萌搬了家，丈夫也升职了。儿子已经上大学了。他买了些东西，找到那个小区，敲了敲门。

     开门的不是张萌，是个年轻人，眉眼和张萌年轻时很像。他知道，这是那个他抱过的小小的孩子，如今长成大人了。

       “找谁？”

       “你妈在家吗？我是……你妈从前下乡时候认识的老乡。”

     张萌的儿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接东西，也没让进，回头喊了声“妈”。张萌出来一看，认了半天才认出来：“张大哥？你怎么来了？”

     张为民站在门口，把东西递过去，笑了笑：“路过，看看你。”

     张萌让他进屋坐坐，他摆摆手说不进了，东西放下就走了。

     到了这排房屋拐角处，他回头又看了一眼张萌的家，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来一次。有时候是春天，有时候是秋天。他不敢进门，把东西放在门口，敲敲门，跟邻居说一声就走了。

     张萌的丈夫老李一直觉得奇怪。每年总有那么一天，家门口会多出一箱东西——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乡下磨的香油，有时候是乡下种的瓜果。妻子说是     当年下乡时认识的一个大哥。

     老李问：“他怎么不进来坐？”

     张萌说：“他是路过。”

     老李心里琢磨了好些年，慢慢也琢磨出点意思来了。但他没问。妻子这辈子敬老爱幼，对他对这个家没得说，有些事，问了反倒不好。

     张萌其实也明白。

     她不是没感觉到过。当年在乡下，那个门市部的大哥每次看见她都笑，糖从来不少给，有时候还多塞两块。她后来越想越觉得，那些年那些“顺路”，那些“凑巧”，可能都不只是凑巧。

     可她能怎么办？她是真的只把他当大哥。所以她从不问，也不提，怕问出来，对谁都不好。

     又过了好些年，张为民七十多岁了。

     他得了老年痴呆，越来越不认人。先是不记得自己吃了饭没有，后是不记得回家的路，最后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了。

     村里没有亲人照顾他，他被送进了养老院。

     他住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靠窗有一张床，床头柜上什么也没有。他整天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也不动，眼神空荡荡的，像一口枯井。

     护工给他喂饭他就吃，不喂就不吃。有人跟他说话，他听不太懂，偶尔含

混地应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太阳好的时候，护工会把他推到院子里晒晒太阳。他就那么坐着，目光散散的，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没有人知道他看向的是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他脑子里最后消失的画面，究竟是一个记糖的本子，还是一张笑着的脸。

     院子里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风一吹，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