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时，我们总是只上清晨和上午的课，下午便不用去学校。清晨总是迷迷糊糊地被唤醒，冬天星星还挂在天上，就得背上书包出门——学校五点多就要出操。老师整好队伍，大家围着操场跑上几圈。操场是联中所在康庙大队的一片山地，位于学校南边，平整出来的地方约莫四五亩。操场南边是大队的石灰窑，窑北边是采石副业的办公室。其实那更像一间仓库兼保管室，采石用的雷管、炸药、铁钎、铁锤、地排车等都堆在里头。办公室的东南角还搭了一间铁匠用的洪炉。

跑完几圈，队伍散开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做完便回教室上课。清晨只上两节课，放学后赶回家吃早饭——那时社员出工也和我们同步。工分按“早上下三次”划分，比例是2：4：4，凑整正好十分。正因如此，家里的母亲早上只能做饭，没法下地挣工分。我们吃过早饭，也不敢拖拉，得赶紧回学校再上四节课。下午虽不上课，但放学后贪玩的我们，常常忘乎所以，在路上磨磨蹭蹭，变着法子找乐子。

玩心一起，就像长了翅膀。记得我们几个伙伴常弹玻璃珠、玩砸纸包，雨后还会捏泥巴“摔瓦屋”，或是往墙上甩泥块，远远看去，墙面斑斑点点，像长了麻子。因为下午空闲，我们常约在某处野玩，把当时能想到的游戏玩个遍：有人上树逞能，有人倒立“蝎子爬墙”，有人翻跟头、挤“哑巴腰”，还有人拿大顶、劈叉。有时约好带着狗去地里撵兔子，偶尔也调皮，偷生产队的地瓜和玉米烤来吃。疯玩一下午不过瘾，晚上继续“捉迷藏”。

七八个人互相找。我为了不让他们找到，有一次竟悄悄溜到村外坡地，趴在月光下一座新坟的坟头上。有时也仰面躺下，双手枕在脑后，数天上的星星。那时的伙伴胆子都小，怕鬼，谁也想不到我会藏在坟地里。或许，胆量就是这样从小练出来的吧。

若说释放天性，我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只要完成课本作业，没有额外的课外习题，没有学习压力，更没有五十多年后今天这样的“内卷”。说来也怪，正是从那时起，我读了不少课外书。十三岁，我就啃《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老三篇”；十四岁，又读《艳阳天》《金光大道》《大刀记》《苦菜花》。上初二时，我甚至在课堂上抄《百家姓》《三字经》。尤其记得政治老师崔贯卿让我们抄写主席语录和十大军事原则，这为我后来上高一通读《毛选》一至四卷打下了基础。

不过，在家里读这些书并不受欢迎。父亲总觉得，学生就该读课本，课外书没什么用。一见我看“闲书”，他就抄起笤帚。后来，我一见他来就赶紧把书藏起来。母亲心疼我，有时会把我关在西屋让我安心读。再后来，我干脆不在家里读，跑到村外的小树林里。暑假里，午饭后为躲开父亲催我去割草，我故意穿起长裤长褂防蚊，躲在屋里读到汗流浃背，实在待不住了才悄悄背上粪箕子出门找伙伴。

晚上纳凉，大家都喜欢爬上屋顶。有一次，在西院屋顶上，好多邻居聚在一起猜谜语、说闲话。我就给大家讲高大全、张金发的故事，他们听得入神，我就说这是浩然《金光大道》里的情节。我也讲于四江、于海龙和“小白鞋”的故事，告诉他们这出自《渔岛怒潮》。有时，我还会唱几段李玉和、童祥苓、杨春霞的京剧唱腔。

因为喜欢唱，我还参加过大队的戏班，登台清唱过雷刚的《大火熊熊》，在《红云岗》里演过一个民兵的小角色，后来还进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去各大队的出佚工地演出。

      那些年月的故事，不知怎么的，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轻轻一拾，就是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