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当代陕西籍的作家，如果只能说出最喜欢的两个，便是陈忠实与阎纲。陈忠实不浮不躁、不名不利，以一部《白鹿原》，为中国当代文学筑起一道秦岭。阎纲则以风骨名世，六十多年间，在天子脚下的北京立起一个陕西冷娃的形象，犹如他家乡的九嵕山，融铸着平民味道与高贵气象。他的座右铭，就是他一生的践行：“生前有血气，身后有骨头”（《散文是同亲人谈心·答任建煜“作家人生10问》）。

他的血气，有良知与眼光支撑；他的骨头，因胸襟与热爱而坚挺。尤其是1976年以来，他有着中国当代文坛上罕见的真诚与纯粹、勇敢与热忱。他一次次踏进文学与思想的“禁区”、“雷区”，让因为怀揣而带着自己体温的人性与解放的光芒，投射进来。他对文学的先锋先声，总是站在现实的大地上，倾心理解，并给予弥足珍贵的扶助与声援。反对个人崇BB拜，呼吁创作与评论的自由，让“神XX学”“鬼学”回归“人学”；自觉地梳理出一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的发展脉络，重提直面历史与现实的现实主义，重拾批判的武器；以过来人的洞察力与不停反思的自省精神，始终警惕与反对极ZZ左的祸端，张扬人道主义，反对专ZZ制主义；尝试文学评论文本的改革，让散文、杂文的笔法进入评论，融进诗性与情趣，从而让理性与逻辑有了感性与心跳，让论与读有了心碰心的平等；对于文学中“新华体”的警惕，对于中国古今“讳言”之弊等，都有直言诤论。

就是对于随时势而变的具体的敏感问题，阎纲也要做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孩子。“反YY右”与“文GG革”，甚至对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抢JJ救运动，他从不随波逐流地“听命”，而是入木三分地剖析与记述。比如对于五十年代《文艺报》那个著名编者按的来龙去脉地实录与分析，以及对于丁玲等的理解与书写，比如一再地赞赏与支持巴金关于建立文GG革博物馆的提议等等。即使在屡屡蝉寒声禁之时，他也绝不屈服了自己的良知，只以历史透视的眼光，坚守真理与真相。他说，“人生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冒犯人的尊严……把人不当人”，“革命革到聂绀弩头上，什么混账革命”（《三十八朵荷花·聂绀弩的诗》）！侯金镜冤死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五七干校，他写下回忆长文《我的摇篮，我的恩师——<文艺报>和侯金镜》，说侯金镜的死是“国家的耻辱”。1996年2月，阎纲去协和医院看望正在鼻饲的韦君宜，临别，他哆嗦着手给她写道：“我爱《露沙的路》，我写文章盛赞这心史、信史，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这篇评论收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的阎纲卷《文学警钟为何而鸣》中，文中重复了那个著名的敬礼与认错：“这回弄错了，是我错，我给弄错的同志敬礼了。”文章由此如实述说着历史的脉络：从康生“抢救”到江青“深挖”的悲剧以至闹剧，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知识分子，韦君宜让我们更清醒，清楚自身因愚昧而遮目，从而更加自爱，自信。” 尤其在长时期屡遭荼毒与踏践之后又遭物欲大潮异化的时候，这种对于“自爱”与“自信”地呼唤，几成空谷足音。又过了十年，阎纲再次说到韦君宜，说她的《思痛录》“摇撼人的心灵远甚于卢梭的《忏悔录》”。

而耗费心血，突破坎阻，他与谢永旺、萧德生一起主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一书，更是“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将众声集在一处的史书。这本必将会被后人一再提起的大书，由44位亲历者撰稿，真实地再现了包括冰心、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张天翼、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在内的131名作家的6年干校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刊的证言”，“多角度地记述了各自痛切的感受，对当年生活的细部和心灵的深处都有新的开掘”（《编者前言》）。2000年编辑完毕，拖了6年，直到2006年才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了，又被硬性截流，停止发行。约稿、催稿、改稿、一遍遍地校稿，那样多的乱码全部一个个地改正，还要四处征集往时的照片，更不要说筹措出版费的凄惶，熬了6年的时光，刚诞生又被掐死，阎纲的心上怎能不“感到十二万分的痛苦”（《编书让我伤心》）！书中收入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里面有这样的话“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文章开篇就是这样的镜头：围攻、逼诱、不让睡觉、以“枪毙”威胁，非要逼着他承认是“五一六分子”；这个陕西冷娃只好扬着脖梗回答：“军XX宣DD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XX宣DD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立即遭到毒打，毒打过后还是这么回答。

而今，九十岁的阎纲，已归根于老家醴泉永康颐养中心。虽然更瘦更老了，却“‘冷娃‘脾气不改”（《长长的话，慢慢说·爷爷在新文化面前败下阵来》），正“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这个“生的信息”便是苍翠的爱、虽九死而不悔的爱：爱这片大地，爱这些民众，爱由这片大地与这些民众组成的国家，当然还要爱那些屡屡“不幸的小人物”。越是灾难深重，他越爱得深爱得切；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越是爱得实爱得痴。

他首先是个编辑家，一生编辑过《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等报刊，发现作品、作者无数，孜孜矻矻当人梯与马前卒。就是那篇追记侯金镜的长文，阎纲断断续续几乎写了21个年头，写成后5年的2008年2月20日，他又写下近两千字的补记，补记中提出要学习与实行侯金镜的编辑精神：“喜形于色地推荐新人，疾恶如仇地迎击粗暴” (《爱到深处是不忍》)。

对孙犁文学艺术的研究与发现，“从早年的柔情似水到晚年的忧愤深广”，以及孙犁的清白与清醒、晚年的否定与变法，提出“远学鲁迅近学孙犁”，可谓烛微察远。在《孙犁走了，带走一个文学时代——与庆生弟闲话孙犁》一文中，阎纲透露的孙犁的一段话，给了我们解开其后期巨变的钥匙（以最后十本书为证）：“我24岁追随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快合眼了，看到的是那么一个社会！”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只有一个孙犁》中，阎纲从孙犁身上的“鲁迅骨血”处，提出孙犁前半生发现与表现人性善，后半生发现人性恶，“愤怒了”，才最终成为“独步文坛”的孙犁现象。还有，对于贺敬之、黄秋耘、顾准等人与文的研究，阎纲都有自己独到的声音。至于推介张贤亮与他的《灵与肉》、发现蒋子龙、为电影《人到中年》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挺身“迎击粗暴”、进行强力辩护等等，都能见出阎纲非同寻常的胆识。

当然，对于陕西作家们的关注、学习与帮扶，则是阎纲文学生涯的重要部分。

强撑着衰老之躯，却心系家乡那批默默无闻的文学写作者，在临近九十之年为他们的“走不出县城，更甭说走出潼关”而不平、而鼓呼——“读读写写，走访作家，积累资料，编写出《礼泉作家名录》，列名凡八十，两万八千字”（《望九之年的感言》）。

阎纲爱柳青更研究柳青，既提出从中国庄稼汉的“理想国、心灵史”、从“个性特色、思想特征和审美价值”上评价,“《创业史》不会速朽”；更直析“柳青的悲剧在于：生活造就了他现实主义的艺术画笔，‘政治’却把他引入歧途。柳青伤痕累累，‘革命现实主义’伤痕累累。”对于这种悲剧的遗憾，在陈忠实处得到了几乎完美的补偿。阎纲也爱忠实对于文学的忠诚，他看到了这种基于自由精神、独立思考之下的忠诚的珍贵，直言“《创业史》里，常用大救星的头脑来思考……《白鹿原》却用作者自己的头脑思考……创作出史诗意味的长篇”，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全方位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惜冒犯……天宪”，是对“《创业史》等以来的小说史的阶段性背叛”。这种“背叛”，实际是回到文学的正道，也是与世界经典文学接轨的正道。透过陈忠实老农一样的相貌与不事张扬的品性，阎纲看到了他当代作家们难以到达的思想与精神境界，那种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清醒与批判。阎纲饱含赞赏地记下这样一个镜头：早在春寒料峭的1976年，阎纲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赶赴西安向陈忠实约走资派还在走的小说，却被忠实“从婉拒到坚拒”。对于贾平凹，阎纲亦是爱喜不已，称其为“大作家小弟弟”，多次分析推崇平凹的作品。就是在《废都》被否定之时，他也秉承公正之心，客观地有褒有贬。他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别致《送平凹下乡——排场！》，记叙平凹去江苏华西村体验生活、 “行前，市上送，省上送，北京宴请，作协领导陪同”一事，文章结尾则是“‘巡按出朝，地动山摇’，不好！”诤言直说，爱护之情，让人感动。也许，在陕西作家中，最与阎纲心灵契合的是雷抒雁。1979年，与他老家只是隔着一条不宽的泾河的雷抒雁发表了震动华夏的长诗《小草在歌唱》，阎纲第一时间赶往太平庄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致敬。而雷抒雁，则立正向这位铜铸般的乡党致以一个标准的军礼。直到九十年代，他们竟不约而同写下同类文章：雷抒雁写《论杀戮》，阎纲写《流血与牺牲》。此后的数十年间，直到雷抒雁去世，他们一起“臧否文坛，过从甚密”。

九十岁的阎纲真的老了，那张他在敬老院理发的照片，看着让人心疼。瘦得似乎只剩下了骨头，曾是那样高的个子，也明显地小了。高建群说：“望着这张照片，我流泪了。阎老一生帮助过多少人啊。那些被帮助者，你们都在哪里？这个肮髒的文坛。呸!”其实，大家怎会忘记这个陕西冷娃？只是出版界太势利了，《阎纲文集》确实到了编辑问世的时候，不仅因为他的评论，还因为他晚年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学上有鲜明阎氏风格的散文。他当然为世上留下了能够深长地感动读者的代表作《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而《孤魂无主》《严文井二三事》《五石头记》《大师从这里走来》《毛泽东与<文艺报>的‘再批判’》《我的摇篮我的恩师——<文艺报>与侯金镜》等一批力作，为他在中国当代散文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人们以散文家记住阎纲的，还有他的散文创作理论。“古今至文多血泪。我深信鲁迅的四字诀：‘忧愤深广’”，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忧愤深广，很容易让散文滑向轻飘与肤浅。忧愤深广，于娱乐至死里可谓振聋发聩。由此，他又是个“情本论”者，将情感化作散文的灵魂，爱深恨很，而“细节是魔鬼”，情与悟只有精妙的细节才能以一当十地表达。《严文井二三事》，深夜里那只挡住去路的胳膊、那块递在手中的桃酥与一下子涌出来的泪水，将知识分子苦难中的惺惺相惜和盘托出，胜过千言万语。同时，他又强调胆识与做人，说“缺少胆识的人写不好随笔，心术不正的人必定玷污随笔”（《论学者随笔》）；他立有一条做人的起码的规矩：要行善，不作恶，不害人，当你不能行善时也不要作恶害人；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你被逼迫不能说真话时也不能说假话（《人生三悟》）。

《我吻女儿的前额》的最后，阎纲誓言一般地宣布，“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这是一个让爱充满身心的大写的人，也是一个让爱浸透全部文字的难得的作家，“我本嵕山郎，信爱走四方”。

阎老师，向你学习！

2021、3、9草成于山东济宁垦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