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葬书魂 

樊英民

家里曾有过不少书。《纲鉴》《医宗金鉴》《尺牍新编》之类是祖上传下来的破烂儿；苏曼殊、许地山、《现代评论》《新月》是父辈年轻时的读物。此外就是我们兄弟的宝贝了：哥哥的是几十本字帖和印谱，我的是一大堆小说、新诗和《人民文学》《新港》之类的文学杂志。那时候我们兄弟在生产队里还算不上整劳力，在割草、拾粪之余，哥哥入迷地在废报纸上练毛笔字，我就一头钻到书里，幻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个作家。

“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一起来，我家立刻成了重点目标。

我们兄弟用包袱抬着往大队部送了好几次，得到的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训斥：“再去弄！你家的‘四旧’多得很！”但终于还是釆取了“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的革命行动：来了几十个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用地排车统统拉走，一焚了之。

烧书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我远远地看着，既不敢向前，也舍不得离开。那里面有《牛虻》《青春之歌》《女神》……我忽然想起了《凤凰湼槃》――我心爱的书，你能在烈火中永生吗？……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忽然灶旁柴草堆里发现了一堆书。她紧张地把我们兄弟叫到厨房里。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哥哥的一捆字帖。

母亲眼里除了惊恐，就是乞求和无奈：“这些都是祸根呀……他们还要来的。那时候，罪过可就大了！”

在摇曳昏黄的油灯下，我蓦然发现，这些日子里，母亲衰老了许多！ 她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书？父亲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不带吃的用的，却总要给我们带来书，其中不少还是他从出版社邮购来的。那时候，大约两个月一次的父亲回家，是我们最盼望的事。可是，现在，父亲已经很久没回来了。学校的红卫兵抄走了他的诗集，还有他和几个“反动学术权威” 的通信，正从中找“三反” 的证据。这些日子，母亲食不甘味，整天如坐针氊；一听见大喇叭响，她心里就哆嗦……

我忽然感到鼻子发酸。转眼看一眼哥哥，顺手抽出一本字帖，扔进灶膛里。

一直默默不语的哥哥一把抢了过来。“这不行。他们看见炉灰，就更说不清了……咱们把它们扔到村外机井里去吧！”

哥哥用蓑衣把书包好，我扛一把铁锨，装成夜里加班浇地的样子，来到了村北玉米地里。正是深秋，有月亮，但被一团薄云遮住，天地间就显得昏朦朦的。远处是柴油机单调的突突声，脚下有蟋蟀唧唧的低吟，却又愈发衬托出夜的寂静。玉米地一片黒沉沉，刚浇过不久的地还有点儿粘脚，我们深－脚浅一脚走到地中间那个井旁。

这是一口很深的井。我壮着胆向下看了一眼，井口很小，黑古隆咚，极深处似乎有一丝水光。我立刻感到有一丝冷气从脊背升起……哦，这就是书的墓穴了。

哥哥缓慢地取出了书。就着惨淡的月光，他一本本地抚摸着，认真地抚平折页。哦，这是《玄秘塔》，这是《九成宫》《三希堂》……我第一次看见，哥哥的眼角沁出一滴亮晶晶的东西……

哥哥酷爱写字。在生产队里干活，别人休息时打牌吸烟，他用个草棒在地上划；或者跑到荒坟古墓前一坐半天，入迷地欣赏那断碣残碑上的文字。出河工一去数月，行装里总要带一本《草字彙》……他没有其他嗜好和娱乐，更没有女朋友，长年的营养不良和风吹日晒使他又黒又瘦，家庭出身的包袱又使他沉默寡言，压抑拘谨。写字看书，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月亮艰难地冲破了一团破絮般的云，大地上便立刻洒满了清辉。一阵风吹过，玉米叶飒飒作响，夜露无声地打湿了我的衣裳。哥哥兀自捧着他的书跪在那里，不言不动，如一尊漆黒的雕像。空气仿佛凝固了，我忽然感到了害怕。推推他：“赶快吧！我冷……”

他终于叹了一口气，仿佛下了决心。我向机井看了一眼，此时月在中天，黛黒的水底宛如浸着一块洁白的玉璧，美丽极了。我看见哥哥凝视了几秒钟，嘴角动了动但沒出声，然后闭上眼睛，把那包书举过头顶……

深不可测的井底似乎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那可爱的玉璧是被打得粉碎了……

日月如梭，二十多年的光阴转眼间就过去了。现在哥哥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他养猪、种地、干木工，春节期间写春联卖，为左邻右舍的婚丧嫁娶记账写帖，自幼的练字倒也算派上了用场。而我除了偶然写点豆腐干儿似的文字外，作家梦是早已做醒，妻儿柴米成了生活的目标。可是，我回老家经过村北那个地方时，总忍不住痴痴地想：不知道那口井还在吗？五十米深水里的字帖早已化为纸浆了吧？大地无言，人生匆匆，有谁能知道，那里面埋葬着的青年人的梦想？……

1993年7月作

选自《兖州散文选》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割 草

现在的孩子，放了学除了写作业就是看电视。城里乡下，也差不到哪儿去。人们常赞叹他们幸福，可我看着他们那沉甸甸的书包和小小鼻梁上架着的眼镜儿，总觉得有点儿可怜。

过去，乡里的孩子放了学就去割草。

那些年生产队总缺饲草。几十头牛，一整个冬天就指望一垛麦秸。从一开春，地里的草钻出个绿芽儿来，队长就满街吆喝学生们割草了。牛吃的是草，人吃的是工分儿。割了草来，用一杆大秤称，“三十斤”，“五十斤”，记在一个本子上，按斤划分儿。至于多少斤草给一个工分，那得以后再说，队长还要算另外一个帐，如果娃娃们挣的太多，大田里的劳动力就没有积极性了。

学生们的积极性永远都是高涨的。放了学，把书包胡乱一扔，首先是到干粮筐去抓一个煎饼或窝窝，然后就摸起镰刀、草箕子，招呼同伴上路了。一面吃着东西，嘴里还忘不了大声地唱：

割草的磨快镰，

出了大门下正南。

头一把割的是七七菜，

二一把割的是绞股兰，

大牛吃，小牛看……

这歌儿也不知道是谁编的，其实是错的。七七菜的叶子上长满了刺，扎手，牛也不吃；至于绞股兰，这几年都说能降血压，城里的人都当成了宝贝。可大概牛是从来不得血压高这种富贵病的。所以它们连闻也不闻。牛最喜欢吃的草是“扁子草”和“秧子草” 。扁子草长在潮湿的地方，叶梗又粗又鲜；秧子草则长在大田庄稼的缝隙里，它们拼命和庄稼比着长，挤得又细又长，又干又瘦。这种草不光晒干草出数儿，牛吃了特别上膘，因为那一串串的草籽儿，和粮食差不多呢。

割草的下了坡，就像鱼儿进了水，可真是悠哉游哉。村东是泗河，河滩上的扁子草又肥又大，还可以到河里捉小鱼、打水仗。西坡里有皇营，有大柏树林，虽然那里有点儿阴森可怕，可草特别多，而且草丛里有肥得走不动的“母蚰”，有时还能轰起来兔子。村南沙窝地有生产队的瓜园，从瓜才长足个儿，那里就成了孩子们团团转的地方。趁看瓜老汉不注意，一个个匍匐前进，完全学电影上侦察员执行任务的样子，目的则是抱回几个西瓜，用镰刀打开大嚼。要是秋后，最有趣的是“起火”：几个人分工，有的拾柴禾，有的拔豆子，有的扒花生……一时青纱帐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慢慢地飘出诱人的香味儿。最后人人都变成可笑的黑嘴头子花鬼脸儿。

玩归玩，干起活来也真不含糊。割草这活儿，大人也许还不如孩子们手快。他们在大田里慢腾腾的惯了，有时候，还没吸完那袋地头烟呢，孩子们己经割满小半筐。如果不小心割破了手，就从地上抓一地土按在伤口上，竟然从来也不发炎。据说是镰刀上有仙气儿，镰割百草，其中有灵芝……

初春时候草少，一个下午，能割十斤八斤就不错了，装在箕子里，顶多是个“屋山架儿”。一到雨季，那草就疯了似的长，下一次坡就能割六七十斤以上，把个箕子装得圆圆的，必须两个人架着才能背到肩上，背上草，就看不见人了。一到傍晚，通往饲养室的路上就会出现十几个会慢慢移动的“草垛”，那就是割草的学生回来了。惹得大人们都惊叹，这些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干干巴巴的孩子，怎么能背这么重？

母亲经常忧郁地对我说，“你是长不高了……”

岁月如梭。

那天下乡，我发现路旁地头到处长满了草，蓬勃旺盛，又鲜又嫩，正是那牛最爱吃的扁子草！当年，为割这草，我曾跑到过五里之外呢！母亲告诉我，现在耕种全都用拖拉机，村里一头牛都没有了，哪儿还用割草？

不知为什么，高兴之余，我竟生出一点淡淡的惆怅。

推 碾

碾和磨，现在已是很罕见的东西了。偌大一个县城，碾，也许因为有挤豆扁之类的用处，还有两三个；磨则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偶尔可见的，也废置于街头巷尾，成了进不了博物馆的历史文物。

你不能不慨叹：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往前推二十年，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碾，还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磨一般是安置在家里，用的时候也较少；碾却一定是支在村中的空地上，是“公共设施”。

故乡老家的大门外就有一盘碾，安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这是一盘碾砣和碾盘都特别大的碾。周围几十户人家，一年吃多少粮食，就有多少从这碾上经过；谁知道已经有多少年多少代了？只知道用坏了的碾砣已有好几个，碾盘也已凹下去了好几寸！那么多的石头，都被祖祖辈辈吃到肚子里去了吗？

碾永远都是忙的。尤其是一交腊月，几乎彻夜不停。谁家想推碾，必须起五更去“ 占碾”，可有时候，却发现仍然有比自已起得早的。只好放一把笤帚或一根碾棍在那里，算是排号的证据，这叫“等碾”。等碾的人多，女人的嘴是不能闲着的，于是张家长、李家短，叽叽喳喳，碾道便俨然成了信息发布中心了。“碾耳”里如果缺油，便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在寂静的冬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大年初一的早晨，母亲总要说，这碾也忙了一整年了，去给它烧支香罢！走到一看，碾周围早已插满，火星闪闪，一簇一簇。

在乡人的眼里，碾和磨，还有井，都是有生命和灵性的，甚至可以拜他们做干娘。

母亲白天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全家人的吃食都是晚上造办。晚上推碾，有时我也帮忙。记忆中多半是没有月亮的夜，四周寂静，间有虫吟，白杨树的叶子哗哗的响。母亲一边用笤帚摊匀粮食，一边吃力地推。我起先还竭力地推，慢慢地就累了，上下眼皮像刷了浆糊，又粘又涩，拼命地想合在一起。碾棍成了一个扶手和依靠，说不请是人推着碾走还是碾拉着人走。只是机械地围着一个圆心转呀转……推一会儿，母亲要用箩筛一次，我便躺在碾边地上痛快地睡一会儿。睡下就做梦，梦千奇百怪，始终离不了那永远转不到头的圆圈。有时候母亲舍不得喊醒我，她就自己吃力地推。那碾，有多沉啊……

便常痴痴地想，什么时候，能有个放进粮食立刻变成面粉的机器？

后来，终于有了打面机。后来，又有了面粉厂。

碾砣滚滚，碾道悠悠，都隐进历史里去了。只有在瞌睡里推碾的情景,永远地印在记忆里。

排 戏

“拉大锯，扯大锯；姥娘门前唱大戏。叫闺女，请女婿；手里领着外孙子……”这首儿歌，已经唱了多少代人了？唱大戏，永远都是乡村的盛典，更是孩子们的节日！

大戏不同于拉地摊的小戏或沿街逐门演唱的曲艺，是搭戏台、请班子唱的。记忆中的看大戏，是在四月八的王因物资交流大会上。一个穿厚底靴的人随着急骤从锣鼓声绕着台转，他能把嘴上带的髯口吹得笔直，引得台下喝彩不止。锣鼓震天，尘土飞扬，戏衣大红大绿，唱得穿云裂石，那气氛可真叫热烈。虽然看得莫名其妙，印象却极其深刻。后来才知道，那吹胡子的老生就是颜加武，在本县是极有名气的。

然而记忆中最有兴味的，还是家乡冬闲时的排戏。

村中的小学历史悠久，是“完全小学”，就是从初小到高小都有，城南方圆几十里惟此一处，所以村子就有了“文化村”的美称。当仁不让要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度来，每年排戏就是一项。一放寒假，在外教书的先生、读书的学生都回来了，他们就是排戏的骨干。我那时还小，只记得每天跟着一群大孩子跑，晚上趴在学校教室窗户外头看排戏。看他们怎么对词儿，怎么走台场，怎么调弦，怎么配调……有时候，排戏的演员还没学会，屋外的孩子倒会了，屋里一卡壳，屋外就接上，引得人们哄堂大笑。维持秩序的邱三就出来大喝一声：“走开！”

一到演出的时候，演员们满村地借服装借道具。他们夸张神气又招摇的派头真令孩子们羡煞。为了讨好他们，谁家有祖母的陪嫁的红裙子、滚着花边的夹袄、旧时的礼帽之类，就缠着大人贡献出来。幕布、锣鼓、汔灯之类村里都有，是某届高小毕业生捐赠给母校的记念，平常就放在学校一个大木箱里，用起来很方便；只是戏装太少，必须演出前现借。

排戏的演员和乐队都是义务，分文不取，有时还要倒贴化妆品之类。但演出总是要有一点儿经费，比方要买煤油、纱罩什么的，就有热心人拿着一条布袋，挨家挨户地敛粮食。到了后来，业余剧团改为革命文艺宣传队，排戏就记工分了。           

正式演出的时候要搭一个戏台。在一个空地上挖一条沟，挖出的土垫到台面上，周围栽一些柱子，架上木头，围上箔，幕布一挂，这台就成了。提前大半天就有人用砖头用板凳在戏台前占地方；天未傍黑，雪亮的汔灯挂起来，锣鼓弦索响起来，那周围十里八村的姑娘媳妇和闲汉们，就像扑灯的飞蛾一样赶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看的那些戏也真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情节早已就耳熟能详，提头知尾；至于表演、唱腔、行头、布景，似乎也都不敢恭维。但人们仍然极有耐心极有热情地看，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看，冒着寒风跑十几里夜路跟着看！

最有趣的是戏台上出的种种洋相，现在的话可以叫“花絮”吧，比方谁忘了词儿，谁穿错了服装，出了什么可笑的漏子，多少年后讲起来都是眉飞色舞。有的经过多少人的艺术加工，竟成了“保留节目”。比方有一个说：某次演包公戏，包公出场后才发现忘了带髯口，于是他不慌不忙地唱道：

王朝马汉两边排，

拿过相爷的胡子来！

又有一个说：包公出场，王朝、马汉和张龙、赵虎本应该一边两个，站立伺候；可是四个龙套却一边站了一个，一边站了三个。于包公唱道：

一边一个一边仨，

还得想爷我来拉……

不料拉过一个来，另两人也随着过去了。于是包公叹口气又唱：

拉过来一个跟过来俩，

那边一个也没有啦！

这些小故事，颇能反映出村民的幽默。

数不清村中曾排过多少出戏。从《梁祝》《小姑贤》到《半边天》《小保管上任》《朝阳沟》，又到《沙家浜》《红灯记》，一茬一茬的演员，一出一出的剧目，真所谓“人生大舞台，戏场小人生”！五十年代的张小六和李二嫂台上结婚，台下也成了夫妇，慢慢地又成了最普通最热心的观众；六十年代的栓保和银环又悄悄地谈起来了……在七十年代的样板戏里，爱情被革命放逐了，它便在戏外找到了位置；那几年的文艺宣传队里，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呢。

回想起来，还真神往于那些土台子上的演出。比起来，那个四方的玻璃屏幕，以及卡拉οΚ、镭射影碟，能算个什么呢！

樊英民，男，1947年生。青少年时期也曾钟情于缪斯，但一无所成，乏善可陈。后辗转谋生，身份曾是农民、临时工、"半脱产"、大集体，种过地，从事过工艺美术、机关文案、文物和地方文史研究；退休前供职于兖州市博物馆。著有《兖州史话》、《兖州地方文史丛稿》，点校整理《光绪十四年滋阳县志》、点校注释《菉绮阁课牍书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