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1668—1750 年），字佩鸣，滋阳县城东南隅人。其祖王阶泰，为邑庠生；其父王昌蔼，为邑廪生。王珂生于康熙七年（1668 年），少负异才，擅于读书，为人倜傥而有大志。其十九岁入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十一岁时食饩，成为廪生。此后，王珂长期设馆授徒，随其学习者颇众，后有多人成为地方名士。

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五十一岁的王珂成为岁贡生，取得了作官的资格。但是，一直等到乾隆三年（1736 年），七十一时的他才被选为临清州训导。乾隆十一年（1744 年），七十七岁的王珂告老还乡，诗书自娱。乾隆十七年（1750 年），寿终正寝，年八十有三。王珂去世七十年后，其曾孙王恩辅的好友，同邑举人甘崇敬观其画像后，为其作《王先生传》。

《王先生传》着力介绍了王珂为滋阳县学员争取学额，这件遗泽后世，兖州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所谓学额，是科举时代各县每年能录取生员的数量。而录取廪生多少，是需要政府来规定的，因为国家要根据廪生多少，发给廪膳银子的。而增生是学额外增加的生员，国家不发廪膳银子，称增广生员。附生则是普通秀才，尚不具备做官的资格。当然，生员应该以参加乡试中举为正途，但能中举的人实在太少了，而廪生却有可能以成为贡生（恩贡、选贡、副贡、优贡）的方式，经筛选进入仕途，故成为廪生也就成了一条作官的途径。因而，学额的的数量，对一个地方的生员们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明代，滋阳就发生过地方官为滋阳县学争取学额的事件。《滋阳县志·艺文志》载明袁化中《杨侯增定学额德政碑记》，就记叙了知县杨炳发现，作为兖州附郭的滋阳，因驻兖的鲁府护卫、任城卫、仪卫司、长司史等机构占夺了本县的学额，使滋阳学额“阳增而阴缩”。于是，杨炳积极奔走，向上司反映，最终使滋阳的学额较前增加了一倍。光绪十四年版《滋阳县志·学校志》记载：“滋阳于前明岁科两试，各取进儒童四十名，后又舍军民两籍，汇进五十六名。”而清代初期，据康熙十一年《滋阳县志·学校》载：“顺治十七年定制，每大县进文童十五人，武童十五人，附学肆业。”也就是说，滋阳县学的学额定为十五人，即廪生只有十五人，即使按“增生如之”，加上增生，也只有三十人，远远低于明代人数。

王珂早年入学，二十一岁时成为廪生，其后又多年设馆课徒，深知科举之艰辛，更知道学额的多少，对一个地方读书人的重要性。于是，他先是向地方官反映问题，但地方官员怕惹麻烦，匿而不报。王珂十分恼火，决定赴省城上诉。为了凑集去济南的路费，他的许多学生纷纷慷慨解囊，王珂也拿了自己一年课徒的收入，长途跋涉来到省城，诉之于学使。但学使闻其所诉，也知道增加学额的事牵扯甚广，不是他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于是也设法推诿，希望拖的时间久了，王珂也就作罢了。但是，王珂不为所动，想尽一切办法向各衙门反映问题，在济南一待就是六个多月。学使终于被王珂的执着所感动，具奏上疏，请求部议。部议的结果是，准许滋阳县学增加五名，达到二十名。

王珂争学额之事，看似简单，但对于滋阳的科举来说，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知道，增加五个学额，也就意味着滋阳的读书人多了五个出仕作官的机会。于滋阳的科举，功莫大焉。所以一直到了七十年后，邑人甘崇敬还因此作《王先生传》，传述其功迹，并请张屿书丹，勒之于石。

王珂博学能文，工书法，善绘画，所作为时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