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几个校友邀我来到了母校。

46年了，母校，您是否还记得我的名字？是否还听出我的声音？是否还能想起我那时的模样？

1979年，时代的垂青和眷顾，我有幸走进济宁师专这所学校的大门。那时的我，像一颗大田里的萝卜，通身上下青涩稚嫩，而今，已经满头白发，梨花飘雪；那时的我，青春正好，朝气蓬勃，篮球场上飞身三步上篮，而今，已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原来的济宁师专现已升格为本科院校，迁往了曲阜，这里已改为“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校院进行了重新规划，原来的建筑物也已荡然无存。站在大门前，望着熟悉的校园，熟悉的小路，望着那一棵棵似曾相识的大树，浮想联翩……

校园的东南角是音乐系和美术系的教室，教室东侧有一排平房，刚入校时，我们就住在平房里。同学们风尘仆仆从四面八方来到学校，见面后，陌生的眼光里透着亲切，拘谨的言行中表示着友谊，相互交流中还带来了不同地域的特色风味：文登的同学带来了“海”味，微山的同学带来了“湖”味，烟台的同学带来了“苹果”味，而更多的是泥土的香味，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来自农村，昨天，都还在农田里劳作……大家讲着不同的方言，说着不同的故事，慢慢地熟络起来。

当时，77级尚未离校（77级是冬季招生，80年春天才可以毕业），新生住宿压力较大，我们全班30多名学生住在一口三间平房里，人挤着人，床靠着床，被子连着被子，行李压着行李，像是在一趟卧铺列车上外出旅游。入校是9月1日，时值夏末秋初，天气还比较炎热，室内没有空调，也无法挂蚊帐，最烦人的是每天要遭受蚊子的袭扰，尽管宿舍的门窗封闭的很严，校工也经常打药，但宿舍离厕所很远，夜间起夜的同学进进出出，难免把蚊子带进室内，几天后，每个同学的身上都出现了被蚊虫叮咬的红疙瘩。后来，还发现了虱子。虱子五六十年代常见，几乎人人身上都有，但这种几近绝迹的稀有动物重新出现，便让人大惊小怪。有人怀疑这虱子是某某不讲卫生的同学从老家带来的，我们的床铺挨的很近，虱子又分不清国界，很容易从此处爬到彼处；有人说这虱子是原住民，不会是带来的，屋子那么陈旧，不知以前何人在此居住过；还有一个同学说得非常浪漫：“有虱子怕什么？大学里的虱子与穷乡陋巷的虱子不同，都有酒窝，都是双眼皮，不信你们瞧！张爱玲不是说过吗，‘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大家嘻嘻哈哈地齐声附和：“说得好！说得好！张爱玲喜欢虱子，热爱虱子，不然不会写出如此精美的诗句”，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伫立在当年宿舍旧址上，那一阵阵开心爽朗的笑声依然在耳，那一个个热热闹闹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虽然条件非常简陋，但同学们没有嫌弃，没有牢骚，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上的是大学！尽管我们的大学只是专科，但我们一没靠社会关系，二没靠所谓的“推荐选拔”，是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我们挤过了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我们是胜利者，是时代的骄子，是家庭的骄傲。

平房的后面是一条由南至北的小路，当年，小路两旁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梧桐树下放置了几条石凳，烈日炎炎的盛夏，梧桐树伸展出翡翠般的玉臂，遮下一大片阴凉地，每天清晨总会看到几个学生坐在石凳上看书，一边看书，一边享受晨风晨露带来的清凉。

再往后，就是教职工宿舍了。我们的系主任徐润典老师，教经济学的宋雨辰老师，教世界史的王兴久老师住在这里；中文系的姜保夫老师、王岳老师也住在这里。之所以对中文系的老师们比较熟悉，因为我报考师专的时候第一志愿是报的是中文系，后来调剂到了政治系，但一直对学习中文比较感兴趣，中文系上大堂的时候，时常混进去听课。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教现代文学的靳明立老师。现在，这些老师们多数已经离世，健在的也迁往了别处。当年，这些学富五车的老师们一手提着水瓶，一手怀抱着讲义，脚步匆匆，目不斜视，从这里进进出出，现在，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教工宿舍后面是一个大餐厅，每到就餐的时间，听到铃声，我们就敲击着瓷盆瓷碗去打饭。饭菜非常便宜，早餐的汤也随便喝。这一条也成为家中的老母亲经常向人炫耀的资本：儿子上大学，卖口粮转移用的是地瓜干，现在天天吃白馍，而且喝汤不要钱，喝几碗都没人管你。那时候，学生们都很穷，菜票宽裕的时候打两毛钱一份的菜，拮据的时候打五分或一毛的菜。尽管饭菜物美价廉，但班内始终有几个同学不去打菜。他们来自贫困的山区，家庭经济条件很差，每次回家就带回几瓶子炒好的咸菜，就餐的时候，只去餐厅买两个馍，然后回到宿舍去吃，免得在餐厅同桌就餐时同学们之间显得尴尬。当时，国家为了鼓励青年学子们积极报考师范类大学，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做法，凡是带“师”字的学校都免收学杂费，还有少量的生活补贴。记得我们的生活补贴是每生每月3元，但不能平均发放，每到学期终了，班长邵作珍（已故）就召集我们班委会的集体讨论，把全班同学分为三类：最困难的4元，稍差的3元，经济状况一般的2元，能领到生活补贴的学生大约占到班级总人数的二分之一。虽然有了生活补贴，但困难的学生依然很少去餐厅打菜，还是习惯吃咸菜，用发下来的这几块钱买牙刷、买牙膏，或者积攒下来买一件新衣。当时的这种生活状况，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这是我们上大学时穷学生们的真实写照。

从大餐厅往西，大约100多米，就是学生宿舍楼，我们在前面的平房里住了大约两个多月，就搬到了这里。宿舍楼共有两层，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一楼；七八级在东头，我们在西头，七七级居中。当时，在校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既有20岁不到的青年，也有30多岁拖家带口的“大叔”、“大妈”，嘉祥的曹百篇就和儿子共同就读在这所学校里，其他大学也多有母女同系，父子同校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可谓中外教育史上的千古奇观。

1977年8月4日至8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和一些老学者、老专家提出建议，力陈国家要尽快恢复被“十年文革”冲击而中断了的高考，指出现行的招生制度无法保证新生质量，被推荐上来的学生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初中生，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老师们讲的课大部分学生听不懂，导致大学的教学计划无法实施，挫伤了老师们的积极性；二是“推荐选拔”只面向极少一部分人，体现不出社会的公平竞争，大批的优秀青年被挡在大学门外，埋没了人才；三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在“推荐选拔”过程中，某些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走后门之风盛行，考大学不是凭分数，而是比地位，比家庭，如不尽快实行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彻底完了。会议开得非常热烈，提议得到一致赞同。8月13日，本年度的招生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打破了历年招生会议的纪录——历时44天，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对此，小平同志焦急不已，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并亲自在原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中删除了“领导批准”四个字，尽力为青年学子们报考扫除障碍。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这场马拉松会议最终在10月初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和应庙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均可报考，对于有实践经验者，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

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惊醒了大地，广大知识青年奔走相告，热血沸腾，当年冬天，关闭了十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多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了考场。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为那一代青年学子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后，每当给校友们谈论起77年那次历史性的变革无不发出由衷的感叹：要不是小平同志在那个历史时期力挽狂澜，我们这些人想上大学是不可能的。

宿舍楼前面是一个大操场，每天清晨，全校师生集中在这里跑操，“嘟嘟”的哨声在晨曦中显得格外清脆悦耳；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各班、各系在这里举行篮球比赛，同学们在球场上纵横驰骋，大显身手。印象中，78级中文系篮球打得最好，经常获得全校冠军。

大操场南面是我们的教室。当时，79级政治系只招了一个班，44名学生，我分在了第六组，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班内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9岁，有转业军人，返城知青，在职干部，也有村支书，小队长，大部分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辅导员杨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对我们非常关心，谈心的时候常给我们开玩笑：“沉积了十年，各路社会精英都冒出来了，你们这些学生很难管；因为难管，所以少管，各自发挥自觉性，大的带好小的就可以了。”话语中既有欣赏和喜爱，也有鼓励、警示和批评。尽管年龄差距很大，作为同班同学都是直呼其名，而对我不喜欢直呼其名的只有一人，就是黄超，一直叫我“延年哥”。因为我们两个既是同位，也是同宿舍，并且同姓，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来。黄超比我小两岁，家是微山，兄妹九人，其家境与我相似，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贫穷艰难中艰苦跋涉，改革开放后，家庭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大姐夫汪海是青岛双星集团的创史人，黄超毕业后先是在枣庄党校工作了几年，后又去了青岛。由于关系较为密切，闲暇之余经常进行交流，谈论的话题多是一年又一年高考的艰辛。他曾说：“现在我们终于考上了，感到浑身的轻松，要是让我再复读一年，不死在课堂上也会死在考场里。”与黄超比起来，我的生活经历则更为悲催。我是69年初中毕业，因为家庭的原因无法上高中，在农村干了十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恢复高考后，自学了高中三年的课程，先后参加了77、78、79三年的高考，每天的自学时间达到20个小时以上，体重由140斤下降到110斤，头发大部脱落，终于在79年如愿以偿。我们是幸运者，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我们第六组除黄超以外，还有建良、昭瑾、永智等7人，现在，这7名同学中，有大学校长，有知名教授，有厅级干部，也有千万富豪，想想，真是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教室左侧还有一个独立的小院，住的是老校长赵冕。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为我们做过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赵冕个头不高，不苟言笑，表情十分严肃，当时已经70多岁，五十年代曾在曲阜师范工作过，还教过我的父亲。

校院的西南角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阅览室，里面有很多书。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小仲马的《茶花女》：“我不够富，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爱你；我也不够穷，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也是第一次读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感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感恩我的母校济宁师专。您的学生始终没有忘记您的教诲，没给母校丢脸。今天，再回到您的怀抱，抚摸着那远逝的岁月，依然感到十分温暖。

2025年4月19日夜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