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翻盖老屋那年，那些张贴在墙上的我年少时期得过的半墙奖状不知所终，一同丢在远去光阴里的还有不少东西。

而今，留给我念想的好像就剩下一只老挂钟了。四十几年了，它依然在跟家人作伴，直似故人。那些属于它的商标、外壳、钟罩、表盘、表针、发条、铃声，一切都还在。它产自烟台，北极星牌。

至今，它几乎都没经过大修，不识字的母亲还是将它作为标准的北京时间。

1981年，8岁的我背着母亲用碎花布拼成的书包到村南小学里上学。一年级教室跟其他年级不在一个大院，教室前几方高高的土坟和几棵柏树相伴相生。三间破败的老屋作了教室，木门、木窗、破桌凳，光线昏暗。小孩子却不知害怕，顽劣的孩子凑在一起就高兴得不得了。

没有凳子，自己从家里带，高的高，矮的矮。没有扫帚，该谁值日就自带地把子。

那年月，表是稀罕物件。老百姓对时间没有准确概念，都是估摸着猜，听鸡叫、看太阳。

当年，学校还有早自习，早晨要到校晨读，一节课时间。下课后再回家吃饭。春夏秋季还好，天气不冷，起得早点晚点都不遭罪。冬天就不行了，天短夜长，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懒得起。遇见月亮好、月光明的时候，看到从窗子里照进来的皎洁寒凉月光时常以为天亮了，便赶紧起床，孰料时间尚早，周遭万籁俱寂，原来是被月亮骗了。于是，坐在屋里、床头或凳子上慢慢等待天亮，直至听到大街上有学生经过的声音才背起书包往学校去。天上那轮照彻今古的月亮啊，曾欺我。

如此往复，爷爷见了心生疼爱之情，便托人在村南供销社买了一只北极星牌挂钟。四十年前拆开包装的瞬间惊艳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明亮的外壳，银白的表盘，黑色的指针，发亮的钟摆，表盘上规整的的黑色阿拉伯数字，设计是那样简约美观大方，对简陋的老房子而言，它的到来和存在简直是另类。对当年整个小村来说，它无疑也是个奢侈品。

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家人小心翼翼地拧动发条，听着钟摆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清脆声响，感觉是那样神秘。然后，在堂屋正中八仙桌上方正对屋门的墙上砸进一个大铁钉，郑重其事地将钟挂起来，站在门外看上半天，反复校对挂的是不是周正。

半点和整点报时的铃声敲响之际，那悦耳的声音能传出挺远。没进过校门的老奶奶踮着小脚左看右看，笑得合不拢嘴。

从那以后，我第一次对时间有了真切感觉和认识，我慢慢懂得了，时间原来就藏在这只小小的挂钟指针和表盘里，从未止息。从跟它相遇之后，它就一直挂在那里，成了家庭一员，它指引着我何时去学校、母亲何时做饭、家人何时休息，感觉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每秒的呼吸都在其中，它忠实地陪伴着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我们的一日三餐和流年四季，每时每刻都被它拴住了，都与它有关。它目送我老奶奶、爷爷、奶奶相继离世，落地为安。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是百姓之物，我喜欢它的样子，喜欢它的忠诚。很长一段时间内，拧动发条上劲的活儿都被我承包了。我在日历牌上记下每次上劲的时间，等掐算着满半月了，就虔诚地将挂钟取下，上满劲后再站在桌子上挂回原处。

当我离开家乡，同时也离开了它，我常常想到它、梦到它。它有恩于我，在我的人生际遇之中，它曾经陪伴我走过了小学和初中岁月。它曾创造了我的生活，又为我凭吊生活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老房子变成楼房，当手机、电视和各种各样的表成了寻常之物时，它也老了，却依然以倔强的方式宣示自己的独特存在。

天高云淡，旧物牵情，总有一些美好永留心底，哪怕是一只挂钟，也能留香后人，值得忆念。那是老物件的多情，是岁月的馈赠，是岁月的包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