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和政治局的同志们集体学习，主题是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是在2035年以前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从而构建现代化社会必须的精神信仰，建成文化强国，并以此奠定中华现代文明的千秋伟业。

  这不仅让我想起在庐山白鹿洞书院看到的，南宋大儒朱熹亲自拟定的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其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征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贤圣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这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五十岁的朱熹被任命为南康知军时，为“兴办学校、敦化风俗”而重建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在开学时贴在门楣上的一则告示。

  庐山是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的读书中心，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习业庐山之风甚盛，宰相杨收、李逢吉、朱朴，名士符载、刘轲、窦群、李渤、李端、温庭筠、杜牧、杜荀鹤等皆出其中。

  北宋初年，庐山国学改称白鹿洞书院，至大中祥符年间与登封嵩阳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既有对白鹿洞优越自然环境和深厚历史底蕴的认同，更有作为一代大儒对重振儒学，对抗佛道的使命感。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吾道之衰，既可惮惧。”（《白鹿洞牒》）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白鹿洞书院修复完成，先期招收学员二十人，增置学田作为筹措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朱熹自任洞主，并在白鹿洞书院建成之时，率领军、县官吏、书院师生祭祀孔子，举行开学典礼并亲自讲授《中庸》首章。

  朱熹不仅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延聘教师，还利用觐见皇帝的机会，请求宋高宗赵构赐匾、赐经。还请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撰写《白鹿洞书院记》，请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并将讲稿镌刻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

  朱熹在南康的两年，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形成了名师荟萃、儒学复兴的生动局面，奠定了庐山南方学术中心的基础。它给后人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就是引领中国教育七百年风气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有人认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三个伟大人物。孔子集唐、虞三代以来的学术之大成，郑康成集汉学之大成，朱晦庵又集宋学之大成。”

  按照中国述而不作和以述为作的学术传统，朱熹的思想创造不仅表现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上，也同样表现在《白鹿洞书院揭示》里。

  朱熹于淳熙七年（1180年）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无疑是儒家教育思想由先秦到宋代转型的标志，也是书院教育从形制的初创到教育方法形成自身特点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教育史论学家涂又光先生认为：《白鹿洞书院揭示》是“全部教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最完整、最精粹的表述”。早在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在《紫阳书院集》序中就明确指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为什么《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可以开时代之新风，揭示出做人为学之根本呢？

  可以说，《揭示》是朱熹教育思想的精要概括。他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在民间书院教育的背景下，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教育理想。

  朱熹之所以成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在于他以孔子、孟子、董仲舒及《大学》《中庸》《周易》的思想材料为基础，对儒学思想和儒学教育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性建构，在于他切实回答了“什么是人”和“如何塑造人”的根本问题。

  什么是人？就是《揭示》中的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出自孟子的《孟子*滕文公上》。

  怎样为学？就是《揭示》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的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的第十九章。

  怎样修身？就是《揭示》中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里的修身之要是《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怎样处事？就是《揭示》中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处事之道来自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儒家关于义利之辨的经典语录。

  怎样接物？就是《揭示》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里的接物之要出自《论语*雍也》和《孟子*离娄上》。

  以上五条是《揭示》关于“什么是人”和“如何塑造人”的标准和途径，是采集整合了孔孟之道有关教育思想的精华。

  任继愈先生说：“白鹿洞书院学规具有深层的社会涵义，这个学规与其说是朱熹的办学方针，不如说是朱熹的施政方针；与其说是朱熹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朱熹的宗教思想；与其说是朱熹的政治学大纲，不如说是朱熹政教合一的体现。”

  八百多年前，朱熹的《揭示》以述为作，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创新性的发展和发现，使得先秦以来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既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又不乏更古见新的创造力，使得《揭示》不仅成为了白鹿洞书院的教学规范，而且成为了全国书院的教学规范，一直影响到清末。

  这种教育现象和对教育规律的高度把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对当今教育现状的深刻反思。

  自清末废除科举以来，西风压倒东风，西方学校教育全面替代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代表人物简直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人的精神指引进入迷航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外交往的日益深化，消费主义主导了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虽然传统文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传统文化仍然是中国人走出迷津，走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精神坐标。

  君不见，近期湖南发生为骗保杀死亲爹的败伦丑闻，山东出现追打亲生母亲的逆天小视频，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社会底层因金钱崇拜发生的杀兄鸩母恶行层出不穷，骇人听闻，发人深思。

  一个缺乏敬畏，缺乏规矩，缺乏信仰的社会不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一个不知尊重历史，不知尊重先人，不知尊重文化的国家不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重拾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育人理念，与西方学校教育传授知识的传统相结合，重建中国人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教书育人方法，是当今教育亟需改造实现精神回归的核心问题。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当下，来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如何在教育界实现《揭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融合，让《揭示》中的做人规范和为学修身之道植入现代青年人的文化基因，应该是2035年我们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当头炮。

  在革命已经偃旗息鼓，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民族复兴不可阻挡的今天，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的主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变的大形势下，重拾谦逊、敦厚、正直的学风，重构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主题的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浩然之气，乃是文化强国的根基。

  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2024.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