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海有一种特别的情缘。我生平得到的第一束鲜花是在上海。1963年，我初为编剧，曾以悲剧《燕燕》和喜剧《秀才外传》随成都市川剧院巡演15大城市来到上海。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更令我难忘的是，大上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第一束鲜花。

那年月，成都还没有观众献花的习惯。所以，给我献花的两位观众是辗转到后台才找到了我，我受宠若惊，半天都没把花接过来，当时激动得连“谢谢”两个字都忘了说。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第二件难忘的事是，隔天，上戏的戏文系邀我去和同学们谈谈创作经验。

才走出北大课堂没几天的我，竟走上了上戏的讲台。我不是学戏剧出身，当时还在学写戏，可是我就被上海戏剧学院邀请到讲坛上去讲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大学的讲台，而且是鼎鼎大名的上海戏剧学院。想想，这件事我怎么能忘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戏的名教授周端木、孙祖平、余秋雨、陈多、胡伟民、叶长海、宋光祖等先后到成都讲学、授课或学术交流。在这一系列的学习中，我知道了编剧该怎么编，戏剧到底是什么等等。

1983年，我和叶长海同在昆明开会，我俩聊天特别投机，当时戏曲已跌入低谷。我俩起劲地聊着戏曲，我忧心忡忡、焦虑不已。他却不慌不忙地说戏曲有“可塑性”。可塑性！这三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和启发，我开始琢磨什么叫做可塑性。什么是可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塑的？如此等等琢磨着，再认真研究七百多年的戏曲发展史，我终于悟到了戏曲的“变”与“不变”，并努力在实践中去摸索那些“变”与“不变”。后来，我逐渐构建了一种“无场次现代空台艺术”的戏曲演出形态。

而这，都是从叶长海那里生发出来的。他的“可塑性”是我构建这种戏曲形态的“根”。因为他说的“可塑性”，让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塑，使戏曲不是原来的戏曲，却又是原来的戏曲。

我把在上海学来的东西，拼命地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去使用、去领悟、去发展。后来，又有时机让我“偷艺”的就是排演《红楼惊梦》。川剧《红楼惊梦》的二度创作团队，是以胡伟民为导演、上戏为主创的团队，由周本义、金长烈、沈利群、李晓筠、韩生、萧丽河、高德兴等人组成。上海剧界名家几乎悉数助阵，使此剧收到震撼观众的效果。在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我就坐在他们背后，听他们说什么。这又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偷”的还是上海的艺，所以我跟上海的情缘一直延续着。

在中国戏剧浴火重生的八十年代，我组织了27人的庞大“观摩团”，在美琪剧院后台驻扎月余，海绵式吸收戏剧营养并请胡伟民导演来驻地讲课。这次观摩，让成都戏剧界大开眼界，知道了戏曲可变和怎么变。那时候，我提出了“全方位改革戏曲”，“全方位”不仅是剧本，服、化、道、编、导、演都要改。那次观摩囊括了当时成都市戏剧创作的精英队伍，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学习。所以，我们的理念跟上海的艺术界是非常贴近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从上海学的。

后来，我的川剧《田姐与庄周》《红楼惊梦》《死水微澜》《欲海狂潮》《马前泼水》《红梅记》《激流之家》《都督夫人董竹君》和小剧场戏曲《卓文君》《马克白夫人》以及我创作的晋剧《烂柯山下》《庄周试妻》和评剧《目连之母》等，都曾在上海演出。

《燕燕》曾由上海越剧院两度移植，《死水微澜》曾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移植演出。2023年，我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当我前往杭州领奖时，刻意逗留上海，我会见了经常想念的老朋友。我从1963年刚30岁来到上海，到现在我91岁，我和上海戏剧界的情缘始终未断。

所以我决定把我出版的剧作、小说、演出影像和我家的一些藏书捐赠给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凭多年来潜在的感觉，我觉得这是我那些东西最好的去处。就好像是给我的“老女儿”找了一个好婆家。我终于可以把她嫁出去了，嫁到我放心的地方，所以我非常高兴。

我的戏剧人生总算终身有托了，托付给最可靠的亲人了。我在上戏有个小小的书屋，那么，我和上海的情缘还在继续着。（原载《新民晚报》2024.10.1）

附:《文汇报》文章

91岁徐棻来到上戏，为自己的书屋揭幕

作者：王筱丽

“我是上海的学生，将这些收藏放在上戏，我的戏剧人生也是终生有托了。”91岁的著名剧作家、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棻动情地说道。9月18日，“徐棻书屋”正式在上海戏剧学院揭牌，徐棻将其收藏全部捐献给上戏图书馆，上戏图书馆也成为收藏徐棻资料最丰富、最完备的场馆。据了解，图书馆将对部分尚未出版的书信、手稿进行整理出版，推进徐棻研究和现代戏曲研究。

走上上戏图书馆三楼，“徐棻书屋”位于戏曲部一隅，空间精致温馨，由徐棻的书桌和徐棻的书柜组成，墙上挂着徐棻与家人和业内好友的照片。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选、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四川剧作选、川剧传统剧目集成……书柜里满满当当放着徐棻的爱藏。“这批书籍文献对于上戏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希望这个书屋会吸引更多戏剧人和戏剧学子来到图书馆研究学习。”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表示。

上月，上戏图书馆采编室专程飞抵成都，经过三天的打包、托运，将67个箱子的书籍、文献与六组书柜，全部运抵上海。据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馆长李伟介绍，此次捐赠囊括了徐棻创作的戏剧、小说、报告文学、影视文本、舞台剧录像、影像光碟、徐棻与师友交流戏剧艺术的信件等。“徐棻是我国当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也是川剧史上第一个女性剧作家，她的藏书和手稿无疑会提升上戏图书馆的馆藏水平。”李伟表示。

选择上戏为自己的珍藏“安家”，源自徐棻对上戏“难以割舍的情谊”。在揭牌仪式上，徐棻回首了上海与其60余年编剧生涯的交汇。“大上海给了我戏剧人生的第一束鲜花。”徐棻难忘，1963年，初为编剧的她带着《燕燕》和《秀才外传》两部作品随成都市川剧院来到上海巡演。彼时，国内观众少有给主创鲜花的习惯。没想到，上海演出结束后，两位观众一路寻她到后台，将鲜花递给她，“老师我要给你献束花，你这戏太好了！”“我当时受宠若惊，半天没把花接过来。”徐棻回忆。

徐棻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学校并未系统学习过戏剧。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在上戏的“戏剧速成班”里，迈出了编剧生涯扎实的一步。上世纪80年代，成都曾先后邀请上戏一众老师到成都讲学授课和学术交流。“从戏剧史、戏剧美学到编剧法、组织矛盾冲突，我在这个班里学会了写戏。”

自徐棻从事编剧工作以后，她就开始了对“古典戏曲现代化”的思考和实践。她一甲子的编剧生涯，贯穿了中国戏曲事业从复兴到繁荣的各个时期。徐棻的戏剧作品不仅深受戏迷的喜爱，也是许多优秀演员的摇篮。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40年间，12朵梅花从徐棻的作品中孕育绽放。“徐棻作品最大的共性便是富有创造性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表示。在荣广润看来，这种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正是当代青年编剧亟待追求的。“编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将生活感受、生活材料演变成艺术作品的一种创造性思维，”荣广润说道，“尤其当今天的AI技术已经可以把人类积累的信息编织起来，这种思维显得更加重要，而不是功于技巧，功于运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