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双重绽放

李木生《小花》读后感

作者：刘培国

在李木生先生的散文《小花》中，高原烈日与素常生活交织的文学结晶，在长寿花的花蕊间达成了奇妙的共振。当作者将长寿花与上海女子并置观照时，植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智慧与人性维度的精神坚守，共同谱写了一曲超越时空的生命赞歌。这种"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不仅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抒情范式，更在文学地理与生命哲学的维度上开辟了新的美学境界。

长寿花在文中首先是作为自然生命的存在本体："绿萼红瓣黄蕊紫顶"的微型花朵，在灰蓝陶盆中构建出"油绿的云"。这种谦逊的美态，实则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审美暴力的隐性抵抗。当六七十年代的红色喇叭花成为政治图腾时，长寿花以"绝不喧哗"的姿态完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构成了历史记忆与植物美学的双重互文。

其次是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作者特意点明其"水仙科"属性，将古希腊神话中的自恋者纳西索斯转化为东方语境中的坚韧化身。这种文化转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消解了西方神话的自恋内核，另一方面赋予东方植物以新的精神特质。当长寿花在"清水里生出又绿又白的根"时，其生长过程暗合道家"虚实相生"的宇宙观。这种"无根而生"的生命奇观，恰似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的隐喻。

上海女子的形象塑造采用了多重对照手法，使其超越了传统苦难叙事的窠臼。外貌上，"面容黑红粗糙"与"脖颈深处露着些微的白皙"形成视觉张力，暗示着高原烈日对江南肌肤的文化烙印。语言上，"地道的青海话"与《复活》的文学话语构成文化碰撞，这种语言混杂恰是身份认同危机的隐喻。行为上，"打毛衣"的世俗劳作与"火花样"的精神追求达成辩证统一，将日常生活升华为存在主义式的生命抗争。当女子"领着一个才两岁多的孩子追随丈夫来到青海"，她不仅是妻子，更是文化基因的携带者。其"打毛衣"的行为，既是物质生产，也是文化传承——"结合了当年她在上海所见的样式"的毛衣款式，成为连接上海与青海的文化脐带。这种母性书写，在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亦有相似表达，但李木生更强调文化迁徙中的精神坚守。

当长寿花的花蕊在午夜烛台下绽放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植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智慧，更是人性光辉的永恒闪耀。通过"比兴"手法的创新性运用，将植物美学、女性书写与时空哲学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小花》堪称一部"微观史诗"，其文学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彰显。

附：

小  花

作者：李木生

她不嫌我的不会侍养，只是一个劲儿地开花，从入冬直到盛夏。小花儿的好，我是慢慢地体会出来的，她并不专门惹人注意，却又善解人意，滴恩泉报。

遇到她纯属偶然。也是一个热的天，匆忙中竟被粉莲街北侧一个小小的花店牵了一下眼神，疑疑思思间就走了进去，闲适竟一下子淹没了匆忙。店小植物多，眼睛倒没缭乱，很喜欢地选了她：一小蓬油绿的叶（有点像苋菜叶，只是略小），在灰蓝的长方陶盆上悬着，几个细嫩的小骨朵就在油绿的“云”间藏着闪着。不几日就开了，绿萼红瓣黄蕊紫顶，状如文革时宣传车上红卫兵举在嘴边的喇叭，只是极小，且绝不喧哗。

她自知其小，不艳不争，却又暗兼刚柔，一朵花开到半月以上还在饱满着精神。喜悦里，就试着剪下两枝，放入一个肚大口阔、清洗干净的芒果汁瓶里。看不出她的臧否，只是不几天工夫，剪断处就在清水里生出又绿又白的根来，不只欢欣，还有玄远。一水一土，一盆一瓶，她们就从酷暑你开我开地开到了隆冬，而且又从隆冬你接我续地开到了酷暑。都会让细细的枝伸长，花虽纤小也因为多而赘弯的时候，尤其是盆中的母根，又密又细地伸展，实在撑不住，干脆就将自己搁在枝下的石头上，但花还是前赴后继地开。

动笔写这个小花儿，还因为一位如小花一样的女子，是这些开不败的小花儿让我记起她。

我的一件毛衣就是她一针一针织成的，元宝针，驼色，粗线，宽松型。那时我在青海当兵，与她所在的劳改农场不过三里多路，光是我们团机关，就有十几个干部的毛衣是她织成。她与她的丈夫都是上海人，丈夫是个教师，四九年之前在教会学校教过书。丈夫是位宽厚的人，适逢五七年的运动，他只想歌颂，却错说了一句“毛主席是我们的上帝”，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判刑发配至青海。她只要离婚，是可以脱掉干系，留在上海的。可她认死理，不仅不离，还要领着一个才两岁多的孩子追随丈夫来到青海。为了孩子能够活下来，也为了服刑的丈夫有个盼头，死去活来她耗去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凡是能够活下去的活计没有她不能干的。等到我们去她那里织毛衣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她与她的丈夫与孩子几乎能够算熬出了头：丈夫刑满在农场就地留下，能够拿一些微末的报酬，孩子也成了农场里一个壮壮实实的大劳力。而她的打毛衣，听说是为了孩子的重新上学做些物质准备，需要者提供毛线，每件手工费8元。她打的毛衣结合了当年她在上海所见的样式，款式绝对新颖又大气，很快便全县闻名，后来到了要排号的地步。

我送去毛线时，还从宣传股刚刚购买的那批书里，给她捎去了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记得她已经完全像一个青海女人，面容黑红粗糙，一口地道的青海话，只在脖颈深处露着些微的白皙。当我将《复活》拿出来交给她时，她那已经被苦腌得红肿的上下眼睑间，有火花样的东西在爆，就在我转身的当尔，听到她轻轻的自语说：“我们没有聂赫留朵夫。”我心里一震，停住步扭过身子注意地看了她一下，她已经似羞似怕地低下了头。十天后，我去取毛衣，她坚持只收五元，我坚持必须给八元，就看到她那被苦腌得红肿的上下眼睑间，又有火花样的东西在爆。接钱的刹那，她问：“不恨过往的岁月也许可以，但还要去爱过往的岁月吗?”打毛衣的活会让她几无空闲，难道她竟重读了一遍?回来，我查展转着跟了我一些年、扉页上还盖着“安康中学”红章的《复活》（从中学图书室书堆中捡出的），原话是“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

好多的年月激流般逝去，连那件毛衣也早已因袖口磨损脱线而淘汰。其实夫人要是动动手补上一些针还是挺好的，但我也理解夫人的心情，不愿意让丈夫老穿着另外一个女子手织的毛衣的心情。激流过去得再是久远，总会有遗下的石头记着那时的漩涡或浪花吧?这不，眼前的这些小花，到底还是让我忆起那个织毛衣的上海女子。她一定会与丈夫孩子一起回到了上海，只是还在世上吗?如果在，也是九十左右的老人了。

（注：这些小花是长寿花，属水仙科，也有着水仙的美与强韧）

2020、6、8日于济宁方圆垦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