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我离开熟悉的村庄，踏入县城实验小学初中部的校门。陌生的教学楼、穿着漂亮衣服的同学们，还有与乡村小学截然不同的教学节奏，都让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有些手足无措。

刚入学时的语文老师是于老师，他很少叫我回答问题，批改我的作文时也只是简单画上勾叉，我的语文成绩就始终在中游徘徊。每次看着作业、试卷上平平的分数，心里难免有些压抑，总觉得在语文学习这条路上，自己不是那块料。

初一下半学期，五一节前，学校来了位新老师，王泽敏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同时接任语文教学。王老师中等个头，清瘦白皙的脸庞，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满满的书卷气。他说话声音温和，语速不疾不徐，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就微笑着向我们做自我介绍，那股亲切的气息，瞬间驱散了我对新老师的陌生感。尤其是我知道了他的老家离我的老家很近时，心里莫名有了隐隐的期待。

那时学校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庆五一队列比赛，每天课间和放学后，校园里到处是同学们排练队列的身影。大家穿着统一要求的白色衬衫，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操场上热闹非凡。王老师便顺势布置了一篇作文，让我们记录这段忙碌又热闹的时光。

五一假期结束后，一节语文课上，王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走进教室，清了清嗓子，说要宣读几篇优秀范文。我低着头，没太在意，直到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老师口中说出，才猛地抬起头，满眼诧异。我万万没想到的，王老师宣读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我的。

王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声情并茂地读起来。他的语气里满是赞赏，读到精彩处还会稍作停顿，点评几句。开始，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老师的朗读声，忽然就响起阵阵笑声，而其中一位同学的笑声尖利又夸张，那是杨红梅同学。她坐在教室最前排，听到作文里的片段，忍不住笑，那笑声在教室里格外响亮。

我的脸微微发烫，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却能清晰感觉到一道明亮的目光从前方投来。杨红梅转过头看向我，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和我的目光撞在一起时，又转向了其他地方，但还是肆无忌惮地笑着。那笑声虽然刺耳，让我觉得难堪，却生出一种莫名的刺激感，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那是第一次我的作文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也是第一次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在此之前，我一直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数学成绩拔尖，语文却并不突出。王老师的这次表扬，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对语文学习的信心。从那以后，我开始主动花时间学习语文，成绩也渐渐有了起色。

王老师有个习惯，每次学习新课文，都会挑选几位语文成绩好的同学分段朗诵。那时班里学习最突出的是李光明、杨红梅和周大忠，他们总能把课文读得声情并茂，被老师常常点名朗诵。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被选中，直到有一次新课文学习，王老师喊出了我的名字。

记得那节课学的是郭小川的《青纱帐 甘蔗林》。果然，王老师第一个叫的是李光明。他胸有成竹地站起来，挺直腰背，声音洪亮，感情充沛，把诗歌的豪迈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读完后，他带着一丝骄傲坐下，还轻轻扬了扬下巴。我下意识地看向杨红梅，发现她正微笑着，嘴角微微瞥向李光明，眼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屑，像是在说“拿腔捏调的，也就这样”。

按照往常顺序，接下来该是杨红梅朗诵。她站起身，声音清脆，节奏把握得极好，读得十分出色。我以为下一个会是周大忠，没想到王老师却直接喊了我的名字。我愣了愣，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紧张地站起身，双手紧紧攥着课本，深吸一口气，开始朗诵。

我尽量模仿前两位同学的语气，努力把握诗歌的节奏，慢慢找回了状态。读完最后一句，我松了口气。坐下时，无意间抬头，又对上了杨红梅的目光。她的嘴唇绷着，眼里带着笑意，冲我眨了眨眼，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

下课后，有同学凑过来跟我说：“你读得太好了！抑扬顿挫，一点不比李光明、杨红梅差！”听着同学的夸赞，我心里甜滋滋的，对语文学习的热情更足了。

从那以后，我真的和李光明、杨红梅一样，成了王老师每节新课朗诵的主要人选。我的语文成绩也越来越好，不再是短板，反而成了我的优势学科。更奇妙的是，这份自信还蔓延到了其他科目，我的各科成绩都稳步提升，整个人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后来回想起来，那段初中时光的转折，全因王泽敏老师的一句肯定。是他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宣读、点评，是他在课堂上给了我朗诵的机会，让我从一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慢慢找回了自信，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就像小学时的马老师、刘老师一样，王老师也成了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的鼓励，我记了一辈子。

初三时教我们语文的是吕福民老师，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穿着一件黑色对襟褂子，戴着一顶灰帽子，干什么都咬文嚼字、一板一眼。

不知是我的语文成绩见长，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每次作文课，我的作文常常被吕老师当作范文读。每次上新课，我都被叫起来读课文。此时，李光明、杨红梅都转学走了，这令我很是郁闷，而在班里看起来我成了那个语文成绩最好的。

吕老师曾经评价过，在他教过的那两届学生中，有三个作文写得最好的，一个是张浩民同学，一个是童金光同学，还有一个就是我。其中，我也不比他俩差，我写的作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起承转合轻松驾驭，通篇看起来很有韵味。吕老师说的“峭”，我始终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的作文写得好。

吕老师是一个老派的老师，古文功底深厚，当时校办的许多文章、公函，大多出自他手。

高中三年，闫圣君老师一直是我的语文老师。和吕老师相比，他有过之无不及，还是每次上新课常常要我读课文。语文教研室的几位老师，都知道我和边建军、孙红红的名字，因为闫老师经常向其他老师读我们三个写的作文。

除了在教室，闫老师在办公室时，大多是烟不离手。于是，他的深蓝色中山装上总是落满了粉笔灰和烟灰。每当我向他请教问题，靠近他时，他身上总是散发着浓浓的烟味。

闫老师的家在农村，他考上师专时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于是，他需要经常回家帮忙干农活。但不管多累，他总是很精神地走上讲台给我们上课。也免不了的，有时我们能看见他裤脚沾着的泥土。

高考完后，我去闫老师家，闫老师不无遗憾地说，我就应该读文科，而不应该读理科。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我的选择也是必然。

后来我赴外地求学，一封闫老师的来信跨越千里寄到我手中。信里，他告知我高中时写的《微山湖游记》已被他代投发表。那篇随意记录湖光山色的散文，我早已遗忘，却被老师默默记挂着。可惜刊物发行范围有限，我也没能亲眼见到这篇唯一发表的散文，而这份遗憾与感动，却永远刻在了记忆深处。

如今，回望初中、高中的求学路，王老师的首肯、吕老师的点评、闫老师的惜才，都化作了我成长的动力。初三时，虽然李光明、杨红梅转学走了，但我一直难忘和他俩一起比着学习的情景。李光明常常和我比来比去的好胜心，杨红梅那尖利的笑、明亮的眼睛，如同青春里的亮光，虽然短暂，却也照亮了那段艰苦而美好的时光。

在三位语文老师的引导下，我不仅爱上了语文，也变得更加自信。那些被朗读的作文、被鼓励的瞬间，早已超越了学习本身，成为我人生之路上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