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越老越容易怀旧，越老越喜欢返老还童。今天恰遇“六一儿童节”，大清早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久远的年代。

我说的久远，并非夸张之说，怎么也有50多年了吧。虽然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可好多事竟像发生在昨天。对于过往的记忆，我觉得无论怎样的故事，苦也好，甜也罢，甚至荒诞，但现在回想起来皆为美好。说起“六一儿童节”，我记忆最清晰的还是上小学一年级时的那个节日,以后的“六一”似乎都记不清了。

记得那天早晨没有上课。吃过早饭，一至五年级全体同学先在村小学整队集合，校长讲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列队去公社驻地的鸡黍完小参加“六一”纪念大会。作为还未曾见过世面的乡村小学一年级学生，要离开本村去公社参加活动，确实倍感新鲜和激动。尽管要步行3里多路，但内心依然兴高采烈。母亲把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特地给我穿上父亲从济宁买来的“海军”式短袖衫，下身配了条“华达呢”布的浅蓝裤子，连脚上的布鞋都是新的。可当时内心里还有些遗憾，就是若能穿上一双新凉鞋就好了。但遗憾归遗憾，似乎也没有影响外出参加活动的心情。

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走在去公社驻地鸡黍集的大路上，很有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味道。领队老师走在队伍最前面，不停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三四”的号子。那时的乡村土路，被我们的双脚踩踏得尘土飞扬。走在前面的队伍是四、五年级的同学，他们胳膊上戴着红袖章，肩上扛着红缨枪。红袖章很显眼，红底黄字赫然印着“红小兵”，好不威风，好让人羡慕。而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却只有红袖章，没有红缨枪。等我们走到鸡黍完小的时候，发现接通知的老师搞错了，集合点不是鸡黍完小的操场，而是金乡五中的大操场，好在两者相距不远。由于耽搁了两三分钟，到五中大操场的时候，其他学校已经列队完毕，只等着我们学校了。这是全公社红小兵的大集合。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场面相当壮观。至于当时领导讲了什么，不是淡忘了，而是当时人太多，扩音设备不好，基本听不清领导讲话的内容。只记得一遍又一遍的拉歌。《红小兵之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革命歌曲响彻云霄。

那时的红小兵，其实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员。据考证，少先队起源于儿童团，曾命名劳动儿童团、共产儿童团、抗日儿童团。1949年10月13日，共青团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少年儿童团，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即少先队。但是到了1967年，由于大环境的原因，当时有人认为少先队这个名字阶级性不强，而红小兵更具有“革命性”和“战斗性”。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红小兵”恰巧与当年的“红卫兵”相对称，故此，1967年12月22日，从北京香厂路小学开始改名为“红小兵”。文革结束之后，为了正本清源，1978年10月，共青团中央十届一中全会决定正式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红小兵随之被撤销。我上小学那阵儿正巧在此期间，所以没当过少先队员。直至后来到公社驻地上初中，看到小学部的学生都带着红领巾也还有疑问，现在查了好多资料才算明白过来。

那天纪念大会结束之后，虽然主持人宣布解散，但我们学校没有解散，而是后队变前队，重又列队回返。各班回教室，老师说马上就要收麦子，宣布放假两周，那叫麦假，同学们欢呼雀跃。老师也没布置作业，只要求学生回去好好参加生产队的“三夏”生产劳动。

那时年龄尚小，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拿镰，能干什么啊？却都闹着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队长看着一个个闪烁着热切期望的眸子，很无奈，也很感动，将我们这些要求劳动的孩子组织起来，在收割完毕的麦地里捡拾漏落的麦穗。每到下班时，生产队的会计在打麦场里等候，我们将捡拾的所有麦穗都交给他，他作做好记录，再给我们记三分的工分。虽然劳动成果交公了，但心里很快乐。烈日炎炎，暴晒着白花花干燥的麦查。泥土开裂了，几乎热得能冒出烟来。我们汗流浃背，脸上的汗水流成了泥道道，但依然连蹦带跳，喜不自胜，没有一人叫苦喊热。好在姐姐把她的草帽戴在了我头上，我免遭了紫外线的侵袭。我脖子里还斜挎个带绳子的空酒瓶，里面灌满了从砖井里刚打上来的新凉水。那时喝生水也没谁管，似乎也不闹肚子。小胖总跟在我屁股后面，为的是能喝上一口我瓶子里的凉水。还别说，我们这代人之所以能够吃苦耐劳，应该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我们一边拾麦穗一边唱着歌：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来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哎嗨嗨，哎嗨嗨！

……”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在逝水流年里，在如梭的光阴中，无论是现实，还是梦幻，都会留下一种岁月的光痕或季节的背影，都会让我们永远铭记。

2026年6月1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