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办公室书橱，一本泛黄的教材参考书跃入眼帘。心像被钢针猛扎了一下，手哆嗦着翻开扉页，果然有两个字：大雷。

我和大雷同一年分配到县城一所中学。学校有一座教学楼，不知建筑年代，三排平房。新教学楼还没封顶，脚手架下有一些建筑垃圾。我们在平房办公，陈旧的桌子挨在一起，一摞摞作业本如小山般堆积。冬天点煤炭炉子，烧水取暖，办公桌上飞满碳灰。大刀片似的扇叶呼呼旋转，“吱呀吱呀”的歌谣唱到暑假。

我攒足三个月工资，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大雷座驾还是中学时的车子，铃铛不响，全身都响。学校最上档次的交通工具是辆摩托车，后座只剩一个脚蹬子。体育老师买的二手车。校长去城西医院看病，坐过两次。他扶着体育老师的腰，左脚踩着脚蹬，身体倾斜，右腿翘起来，那姿态让人想到某个场景。

学校在教学设备上舍得花钱，每位教师配备两块小黑板，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小黑板一米见方，几块薄木片拼接而成，四周有框，涂上黑漆。两间木工房，修理桌椅板凳，也镶玻璃。小黑板破损就送过去，修补，上漆。毁坏严重的以旧换新，但手续繁琐。心细的老师就刻上名字，以免混用丢失，把黑板当做“私有财产”。备课时，为节约板书时间，重点知识写在小黑板上。一堂课，两块有时不够用，就要从同事那里借，预约晚了，常常借不到，需要提前预定。小黑板不停地流转，在一间间教室里来回穿梭。每天晚上，小黑板一尘不染，精神抖擞地站在办公室里，等待旭日升起。

有一年，我去外地讲优质课，需要准备几块小黑板。大雷忙里忙外，费了不少嘴皮子，凑齐了十张。租了一辆皮卡，把我和黑板运过去。讲课回来，偏头痛症状减轻，满嘴血泡消退了，很想好好撮一顿。约好大雷去一家餐馆。我眉飞色舞回味讲课过程，走着走着，忽然想起小黑板忘了带回来。我不顾形象拍着脑袋，跺着脚，胸口紧得仿佛压了一块巨石，胃里翻江倒海。我抱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像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大雷从没见过我的囧样，乐得下巴都脱臼了：“多大的事，天又没塌。不想请客，不至于闹这么一出！”路人打量着我们，不时投来好奇的目光。大雷拉起我，催促离开：“你不饿，我肚子抗议半天了！”周末，我俩又租车去了讲课的学校。

那个年代，没有铅印辅导材料，老师刻钢板，给学生印发资料。钢板，长方形薄板，长约30公分，宽约15公分，双面带纹路。铁笔，形状与普通钢笔相似，尖端为钢针。铁笔在钢板上走动，划掉纸上蜡层，字以阴文形式呈现。老师分析学情、精心选题，拿出钢板，铺平蜡纸，操起铁笔一笔一划地刻写。

刻钢板是个费神费力的精细活，需要全神贯注，心细如发，用力大了，把蜡纸划破；劲使小了，字迹模糊不清。老教师手把手教我们。课余，青年教师在办公室练习，“咔哧咔哧”’声音此起彼伏。那种专注的旋律，是教育精神的认同和传承。

一次，领导让我刻印一套试题，两天后考试用。我心突突跳，握紧铁笔，汗从手心中浸出，脑袋混沌如团乱麻。一会刺破腊纸，一会又串行乱码。平时各种练习，关键时候不起任何作用。我暗骂：“狗肉上不了大桌，关键时刻掉链子！”信心如烈日下的一盆绿萝，一点点萎缩。刻的字都像和我有深仇大恨，横眉立目，或懒散疲沓。下午放学铃响了很久，我好似困在无边沼泽中寸步难行。大雷看不下去了，拍拍我肩膀：“还是我代劳吧，你甭管了！”夜色淹没校园的喧嚣。办公室灯光，柔和亲切，拥抱着每一寸空间。我沏了一杯茶，放在大雷手边。他示意拿开。欢腾的茶水一点点失去热情。我拖着腮帮子看书，眼皮似有千斤重，字迹越来越模糊。大雷长舒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铁笔从手中滑落。同事推门，惊醒了我俩。阳光挤进来，暖暖的、甜甜的。披着满身霞光，我小心翼翼捧着蜡纸送到油印室，仿佛呵护着一张祖传的名画。

大雷是个能折腾的人。他把喜爱写作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萌芽”文学社。定期举办作文大赛、演讲比赛、诗歌朗诵赛等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书声琅琅，书韵流香，学生的求知热情如雨后春笋，节节拔高。

每天从晨读到晚自习，忙得脚不沾地。一个周末，终于在一起聚餐。国家大事，天南海北，还是三句不离本行。我忧心忡忡：“你看，白头发成主力军了。经常梦到学生辍学，惊出一身冷汗。有些学生厌学，还有一些偏科。心中焦虑如一团火在炙烤。”

“是呀，是呀，”大雷接过话茬儿，“偏科是普遍现象，成绩上不去就厌学，确实很愁人！”

“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成绩为15分，也符合录取条件。时代不同了。”我感慨。

大雷笑道：“1930年，臧克家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数学是零分。架不住作文出色呀！”

“木桶装水看短板，竹竿取物凭长节。”我感叹。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师者，亦然。”大雷若有所思。

我兴奋地问：“有什么好办法？”

大雷信心满满：“两个途径能起到一些作用。一是任课老师关爱弱科学生，二是扬长避短，学特长。”

 大雷讲了他学生的故事：

高一时，我班刘凯，从小患有哮喘病，身体瘦弱，个子比同龄人矮半头。他要求坐在教室后排靠墙的角落里，怕沉重的呼吸声影响别人。上课仔细听，作业认真做，但是学了新知识旧的全忘光了。课间，他也坐着不动，静静地看书。有时，目光呆滞地看着黑板。上课从未回答过问题，他是大家公认的“差生”。刘凯很苦恼，也有些自卑，少言寡语，像一只孤鸿形影相吊。

刘凯中午不回家，从街上买个包子，在教室里吃。下午上课，弥漫着韭菜包子的气味。大家很不满，总是轻蔑地瞥一眼角落。他迟到，给班里扣分，拖累班级得不到“先进班级”流动红旗。我把他安排在教室的中间位子，左右是课代表。私下叮嘱班干部，在学习和生活上多关心刘凯。自习课，老师们在办公室给学生补课，每次都叫上刘凯。他脸上有了笑容，眼里有了光。

一天下午，上课铃响过很久，刘凯还没有到教室，联系家长得知刘凯去上学了，我忐忑不安准备外出寻找。刚出校门，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一个学生病倒在路边，让我抓紧去看看。我骑得飞似的到了那个地方，刘凯脸色铁青，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浸满汗珠。我把他送到医院，交了押金，办好了住院手续。出院后，刘凯总是提前到校，再没有迟到过。学校减免他的学费。我帮他申请了助学补助金。后来，刘凯学美术，考上了本科院校。

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我们同行一程，既有前程可奔赴，也有岁月可回首。

大雷讲完，意犹未尽，深沉的目光眺望远方。

 曾和大雷商量，找一个不太忙的假期，看看课文中描绘的大好河山。然而，大雷没有等到那一天。

有一段时间，大雷脸色呈现出灰青色，眼神疲惫不堪，不像以前脚下生风。他说腹部经常有隐隐约约的疼痛，感到全身乏力。大家劝他去医院，他说无大碍，假期再好好查查。

离放暑假前一个月，大雷晕倒在办公室，被120带到了医院。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肝癌晚期。

见大雷最后一面，在肿瘤科病房。一米八的他蜷缩成很小的一块，两腮深深地凹陷下去，只剩凸出的颧骨。看到我们，无光的双目流出浑浊的泪水。喉咙里发出丝丝的响声，气若游丝。他努力地说着。我靠近他的嘴唇，仍然没有听清，但他想说什么，我懂！以前，大雷的声音多么洪亮。我们听他讲柳永的《雨霖铃》。他富有磁力的语言极具穿透力，前穿后连犹如抽丝剥茧，把我们引入了多姿多彩的宋词世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下课铃响过许久依然沉浸其中。大雷的办公桌很久一段时间，一直保留着。桌上教材、备课本也好像等着主人……

阳光透过窗子，斜斜地打在书页上。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在心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