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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胡昭穆 ‖ 学《诗》札记——苇·爱情诗及后世相关神话传说

来源:本站    作者:胡昭穆    时间:2025-12-25      分享到: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歌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春秋时由孔子编定的《诗经》荟集了远自公元前近千年以来的古代诗歌,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文明的早熟,更进一步推动了后世诗歌的繁荣发展。著名诗家代有人出,佳作、名篇叠卷垒案。这使我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又融入了灵动质美的诗性品格。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被盲人荷马整合定型,也大致在我国春秋时期,但它的主题是描述战争,崇尚英雄。而《诗经》则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功用多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且“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语),因而注《诗》、解《诗》、论《诗》等历来都是大学问。笔者莫敢造次,本文仅就副题所标内容,谈些草根版的认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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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中确是多鸟兽草木之名,而且涉水生的占比很大,其中与苇和水鸟有关的就有二三十处。究其原因。就因我国上古时曾有过一个洪水肆虐的时期,使九州大地呈现一种“汤汤洪水方割,荡荡环山襄陵,浩浩滔天”(《虞书·虞典》)景象。而与此相应的便是产生了大禹治水的记载和传说,说他作为部落联盟长,认真接受前辈失败的教训,改堵为疏的办法,率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百川入海,使普天之下呈现出“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景象。这既利于农耕,又便于渔猎,使因洪灾过后遗留下的众多河川、湖泊、湿地等成了众多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也成了先民们的聚居之所。

苇是水生植物中的佼佼者,它修长、中空、有节,类似于竹,不仅可广用于搭房、编网、编席、编篓、编帽、造纸等,还较有文化内涵,如席位、出席、西席(教师)、宴席等。《关雎》属于风诗,采取的是“兴”的写法。“兴”即引发,用朱熹的注释便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该诗“先言”的“它物”是什么?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易生苇草,那“雎鸠”又是什么鸟呢?最近笔者读了一部由某名人整理,某国学大师生前讲课记录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其注曰:“鸠是鸽子,常一对对相处在一起”。这不禁让人大跌眼镜。笔者寡闻,但常识告诉我们,鸽子是多在陆地上生长、繁殖的鸟类,以植物性食料而不是以鱼虾类为主。它长相安详、性情温顺,记性很好,古人(如唐代名相(张九龄)曾驯养鸽子作为信使,用以联系朋友、家人。近现代更视其为和平的象征。这都与诗中所写青年男女爱情搭不上多少关系。雎鸠到底指什么水鸟?我国最早专业性辞书《尔雅·释鸟》解释为“雎鸠,王雎”。然王雎也是古称,故又有多种解释,占比较多的是认为王雎就是能彰显王者气质,又“挚而有别,生有定偶不乱”的渔鹰(《毛诗故训传》)。但渔鹰属猛禽,是捕鱼英雄不错,然其体量、体姿、颜值与气场等若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框,似乎很不协调。其它解释还有很多,但现代动物学家偕文化学者已形成共识:雎鸠就是东方大苇莺,即俗称的苇喳子鸟。

笔者对此说完全赞同,为什么?就因个人生长在大运河与微山湖的交汇区域,不仅儿时在家塾中读过《诗经》,而且常跟大人下湖捕鱼虾、割苇草、采莲藕,听惯了苇喳子等水鸟动人悦耳的叫声。还常好奇地钻进苇荡掏鸟蛋,听大人讲关于苇喳子鸟的故事。说是很久很久之前,有对青年渔夫、渔姑深深相爱,但遭渔霸及封建父母的强暴阻止,于是便偷偷驾起一只小船沿水草间的沟、汊向大湖深处的芦苇荡逃奔。他们渴了喝湖水,饿了采莲藕甚至捕捉鱼虾充饥。但到第七天,湖中突然掀起了狂风暴雨,小船剧烈地颠簸起来。于是渔夫急催渔姑“快刮快刮”(用木抄子刮溢到船舱里的水),渔姑也急催渔夫快撑快撑(用竹篙撑船)。但尽管他们作了极大努力,结果还是因船翻而殉情。乡邻们闻之,深感同情与惋惜,都从心里感到他们不该死,也并没有死。这久而久之,便传说他们已经变成一对终日嘎嘎唧、呱呱唧相向而鸣的苇喳子鸟了。这传说故事曾被乡友张九韶教授在年轻时写成篇美妙动人的散文《苇》,发表在1962年第5期的《山东文学》上,至今仍多获好评。笔者具体忆述这些,当然是为进一步佐证雎鸠就是苇喳子鸟,但更想借以强调:该如何认识爱情诗与爱情神话传说的关系。窃以为,爱情神话传说是给爱情诗插上翅膀了,就应该任它“关关”叫着天南地北地飞翔着传播爱情之美好吧,何须再劳神费力查究它的原户籍地,从而用绳子把它系到双足上“令其不能开心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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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先言它物”皆属铺垫,虽显啰嗦些,但不可或缺。这如旧时唱戏开幕前必来段紧锣密鼓以吸引观众一样。当然由之引发的“所咏之辞”才是正戏,才是全诗的主题。《关雎》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汉代大经学家郑玄等认为是“颂后妃之德”(《毛诗序》)。到宋代朱熹更具体指明是“周之文王生有盛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这一直都被作为最正统、最权威的注释。当然也有持异见者,如宋代的欧阳修、明代的万时华等则认为,不能太过分抬高《关鸠》的教化功能,“只知有经,不知有诗”(《诗经偶笺》),认定它只是对圣人贤德的颂词,而不是青春爱情的赞歌。

笔者认为这合乎孔子本意。孔子当年之所以把《关鸠》列为《诗经》开卷首篇,当然有政教方面的考虑。《关鸠》属《国风·周南》,“周南”是当时周公旦的管辖区。孔子一生崇慕周公,直到“甚矣吾衰也”之年,仍以不能常常梦见周公为憾,但孔子对《关鸠》的艺术性也是十分重视、肯定、赞赏的。古时诗、乐、舞三位一体。有次他在听鲁国乐师执的演奏时曾大发赞叹:“《关鸠》之乱,洋洋乎盈于耳哉!”,“乱”是古乐术语,指乐章演奏临结尾时的高潮部分;“洋洋”则是说洋洋大观,酣畅淋漓,太感动人了。

孔子之所以持这种指导思想编录、评赞包括《关鸠》在内的《诗经》中诸多爱情诗,绝非仅依个人爱恶(Wù),而是与他所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但也说过:“礼失而求诸野”。“野”的原意是指都城外的广大平民居住区,那里还有许多古代风俗、礼仪遗留。《周礼·女巫》载:上古时每逢农历三月上巳日,男女民众都要在女巫的指导下,到河滨、水畔去举行䘠禊仪式,其核心内容是洗发、洁身,以去污、驱邪、增福。仪式后还要开展郊游活动。这给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女提供了很好的相识、相爱的机会。这表明周初人们的爱情观还是比较自主、宽松的,有产生《诗经》中那多爱情诗的土壤。如《匏有苦叶》写女子在济水畔等待情人,《静女》写男女幽会,《柏舟》写女子反抗父母之命,争取婚姻自由等。这由此也可进一步说明,孔子初始创立的儒学,是既崇德、重礼,也是较重人性,较接地气的。不象后世理学家那样倡“存天理,灭人欲”,道学家那样给妇女拷上“三从四德”的桎梏,致出现那多“吃人”(鲁迅语)的现象。


03 

《诗经》中的情诗几占三分之,其中与苇有关的爱情诗名篇,除《关鸠》外当属《秦风·蒹葭》了。于近有人著文,说曹植的《洛神赋》主要是受《蒹葭》的影响。窃以这正确但不够全面。《洛神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统承接源头、《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鲁迅先生说:《诗经》是“先民生活的根,历史的痕”。即包括《蒹葭》在内的《诗经》中诗篇,其所描述的人物、故事、场景,都曾存在或可能存在。而《楚辞》中的作品如屈原的《离骚》及宋玉的《神女赋》等,皆思接九天、神游八荒,充满了联想与想象。再是《诗经》中《蒹葭》等诗,均描述是尘世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而屈原等笔下的香草、美女及曹植笔下的洛神,都是其向往追求的“美政”的象征,都抒发的是远大政治抱负因生不逢时而得不到实现的家国情怀。特别是《洛神赋》属“赋”,可利用赋铺陈排比、骈散结合的特点,泼洒笔墨,用华美词藻及精细入微的笔触,描景写人,淋漓尽致地把胸怀美好理想抱负却屡遭排挤与迫害的怨恨倾吐出来,所以感人至深,成为历代诗词歌赋中的名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梅兰芳和俞振飞两位大师联袂演出的新编电影戏曲艺术片《洛神》在全国城乡热映。笔者当时刚考到县城读书,助学金只每月5块钱,但还是与许多同学一样花5分钱买门票赶到县文化院里的露天放映场观赏了,足见《洛神赋》久远的生命艺术力。

人们之所以这么喜爱《蒹葭》、《洛神赋》类古典文艺作品,除上述因由外,窃以为还有个不容忽视的美学蕴涵问题。现在人常说“诗与远方”,为什么总把诗与远方连在一起?就因“距离(包括心理方面)产生美”。简单的如生活中个人,若一辈子都围着老家那二亩八转,能产生什么乡愁?在古代社会,若没有繁重的徭役,没有频仍的战乱,哪有那么多征夫泪、思妇怨?诗赋作品更是这样。《关鸠》中青年男子就因“求之不得”才“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蒹葭》中“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尽管男子不怕“路阻且长,溯游从之”,但她一会“宛在水中坻”,一会又“宛在水中沚”,叫人朦朦胧胧地可望而不可即。《洛神赋》中洛神不更是这样吗?她“远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出渌波”,令人“心震荡而不怡”,但终因“无良媒以接欢”,“人神之道殊”,也只能是“思绵绵而增慕”,“夜睒睒而不寐”的结局。而也正因于此,才大大提升了《洛神赋》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感染力。


04

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这表现在上古时代如我国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及“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盖然。而在散文、诗歌特别爱情神话传说等人文领域,“利用想象”“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则有个演进的过程。笔者认为,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在这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诗的主角焦仲卿和妻刘兰芝本为恩爱夫妇,但遭偏执、霸道的焦母棒打鸳鸯,以致双双殉情。诗的末尾是:“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南北植梧桐。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不已是半神话化了吗?后世关于渔夫、渔姑殉情变为苇喳子鸟的民间传说,大概就受了《孔雀东南飞》的启发。著名的号称“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祝传说,则有更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女扮男装”,有《木兰辞》中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影子,“裂坟”是受感动于孟姜女哭倒长城,“化蝶”是移用了葛仙遗衣化蝶神话(《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这说明古代爱情传说都有其产生的渐进过程和民间基础,并非某文人、骚客忽发奇思妙想的一己之功。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认为,现在科技发达,社会进步,随着人们的自然观、爱情观的更新,古代爱情神传说必将式微。笔者从众,以为非然。因为古代爱情神话传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人类总体而言,追求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理想是其共性,是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而若就个体来说,那就可能千差万别了。诗人艾青曾写过一首短诗《两个水手》,结尾是:“一个喜欢出发,一个喜欢到达”。这当是种考问,笔者与不少人的解读是:“出发”使人充满期待,“到达”给人以成就感、安适感,都不可忽略。但若把某“到达”作为终点,久而久之,这好感那好感就会变地索然无味了。反之,若将每一个“到达”都视为新的“出发”那就可乘万里风,破万里浪,越来越近地瞭望到光辉的彼岸。

所以,愿世上人不论是诗家还是千行百家;也不论是青春男女抑或皓首翁妪,都胸怀大爱,坚持不懈地扬帆逐梦。


笔者最近参加了由原在单位组织的赴“邹鲁之邦”的参观学习活动。两天内先后现场听取了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及尼山世界儒学论坛所在地的领导与专家的介绍、讲解,受益匪浅。特别是期间观看了古乐舞表演,闻弦歌之声,歌“窈窕”之章,更激发了对祖国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慕和景仰。归来草成此文,因限于学力,既不象文学性散文,更难称学术性论说,率性而为,随意走笔而已,难做到胸臆尽达。祈文友特别是专家忍俊批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