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上自北京下至杭州，蜿蜒千里，一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知绕了多少个湾。其中有一个“湾”是从我的家乡通过的。这个“湾”在村子的“西北角”，于是村里的人们都称它为——“西北湾”。

童年的我就是跟着父母在这“湾”里长大的：喝着湾里的水，摸着湾里的鱼，玩着湾里的泥巴，吃着湾里多打的粮食——直到现在，对这个充满童趣的世界，特别记忆犹新。

儿提时的老运河虽然面临着干枯，但仍还一息尚存：河道的中间一米多宽的浅溪，微波潋滟，流水潺潺；水边的芦草，潜伏着鱼虾。“湾”的外侧是生产队里的砖窑场——烧成的砖，大多用来为社员盖新房，娶新媳时用来的。父亲当时是生产队里派去的看窑工，夜间不得回家，时常住在窑屋里；“湾”的内侧是一大片荒草地，无人问津。

在那个吃“工分”年代，我兄弟姊妹多而小，可想而知，一年到头，既是在生产队里出满工，父母挣得那点工分也填不饱一窝“小燕子”的肚子。穷则思变——为了全家贴补一点口粮，辛劳的母亲起早贪黑（有时中午不回家，提着水瓶，带着干粮），便在“湾”里开了一片荒地。

河滩的土质到处都是风化了的白色的河蚌渣，黄色的“岩浆猴”，母亲将它一块一块地清除地外。记得有一年当开荒地打磨出来后，玉米苗儿已长至过膝高——错过了播种期。

正当母亲为种什么庄稼而发愁时，这天下午，生产队里组织社员去大田地减玉米苗。待放工后，母亲发现地头上堆弃着减了下来的玉米苗。母亲想，棒子不怕旱，能栽活。于是她便将玉米苗苗抱回家，怕隔夜焐烂了叶子，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叫着父亲去荒地里栽苗去了。

父亲刨坑，母亲栽苗，我在河里捉鱼捉鱼虾。又硬又旱的土块块，铁锹刨不动，镇得父亲的手疼痛发麻。“胡咧咧，这哪是种地？纯是开山。”累了一整天的父亲，此时又渴又饿，心情不免有些烦燥，“不干了！”说罢一脚将身边的水桶踢出去——放下镢头，蹲在地头上抽起烟来（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性——每当干活累极了，都会耍一阵性子，等一袋烟的功夫就消气了）。母亲说：“刨完坑，你领孩子去窑屋歇子吧，我自己栽苗。”

……

当月亮爬过高高的河堤，我眼前便是童话般的世界——月光下，那数不清的萤火虫在草丛间嘤嘤飞舞。溪水边，成群结队的小磷虾，泛着银光游来游去。树枝上的栖鸟啾啾不停，水洼里更是蛙声一片。我提起滚在河边的水桶，想捉几只小虾，带回家喂养，不料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太狡猾了——水桶刚一沾水，刹时逃去。

……

天有不测风云：傍晚还是皓月当空，夜间却下起雨来。一阵雷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接着窗外“哗哗”的雨滴“啪啪”地打在窗口的塑料纸上。“下雨了！？砖坯子还没盖上哩。”我听到父亲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接着他一骨碌爬起来，披了件蓑衣出屋了。这时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栽完玉米秧后，当晚母亲独自回了家，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和父亲一起睡在了窑屋里的土床上。

过云雨，来的急，走得也快——雨过天晴。第二天一大早，来窑场干活的人们，惊讶地发现：昨天对过的白地上，怎么一夜之间长出了玉米？旱苗得雨，排列整齐的玉米苗苗，个个挺起了腰，抬着头，伸着胳膊。那情景简直像操场上小学生在做广播体操“踢腿运动”。社员们笑着，说我母亲“干土窝里栽棒子，赶上下雨了——命好”。从此母亲在生产队里还落了个“好命”的美传。

直到我初中毕业，我还记得，母亲多年来汗水滋润的土壤变得松软肥沃，庄家的长势一年比一年好。

后来，砖窑厂被私人承包。窑主就地取材——河堤两侧的泥土用来烧砖。取土殃及到母亲的开荒地，父亲找他们评理，争吵起来。窑主说：河滩本来就不是你家的，只许你开荒，不许我挖土烧窑？。不到半年的时间，母亲的开荒地连同上面的青苗就被二口大窑坑吃掉了。

——“西北湾”从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