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山东嘉祥县瞳里镇高庙村的佛司遗址，一块沉睡了千年的石碑被唤醒。它就是隋开皇三年的佛造像碑，如今静静立在武氏祠西长廊，高177厘米，宽67.5厘米，厚19厘米，圆首双龙纹在碑顶盘绕，庄严而典雅。

碑的正面，高浮雕的佛像挺立中央，飞天轻盈地在空中飘游，瑞兽伏卧其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碑的背面，额部刻着“大隋开皇三年十一月丙申朔廿八日”的纪年，下方13行、每行20字，共260字的碑文，碑阴额文:大隋开皇三年十一月丙申朔廿八日:

碑阴正文：夫寔难量地厚薄之势，难寻持杓饮海深波之元靡，究敬八相五奇拉明三有妙，有无形无相王宫，七十不步乐如去八会高山，无说如说员满法界，湛然常窥真断，应物于镜，像道树降魔之能，拓摩服鳥之力，救汾池之神威，摄姜龙淤灵钵，六师摧蜂，群仙归德，四到改迷，十经解缚，九惚崩，淪魔军突伏，建涅槃之大成，济四生于火宅，既沉零舟津梁，苦海转三轮于鹿野，说常乐于霍林，其中陶石成金，驽变到化，清畧彼听数越尘沙者哉，如薜王等卅余人，虽邢女像应无实报，妙胤龙颜之有，承华日角之孙，他人之心躬日月，而以斯人之用心，徽零不改月採消气善始令终减各，今珎敬用金石，仰轨前容之象，金菌肭曜佛，飞蛾投荧，轮迥井噶果，杨普光目嘱零颜，其辞曰。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大地的厚薄难以测量，深海的源头难以探寻。世人虔诚敬奉佛之“八相”“五奇”，洞明“三界”之玄妙。佛之境界有无形无相的宫殿，纵使行七十步也难及；其喜乐如消逝的“八会”高山般缥缈。佛法虽不言，却如已说尽；圆满遍覆法界，澄明如镜，照见真理，应物无滞。佛具道树降魔、驯伏鸟兽之能，有救汾池、收蛟龙之威。六师外道被摧，群仙归德；四方迷途得悟，十经解缚；破除九种迷惑，魔军溃败。佛立涅槃大业，救“四生”于火宅；沉舟为渡，化桥于苦海。于鹿野苑转“三乘”法轮，于霍林宣讲“常乐我净”。其玄妙能化石为金、化愚为智；哪怕浅尝佛法，功德亦超尘沙。如薛王等三十余人，虽外相未必得报，然皆贤良后裔，心志虔诚，善始善终。今以金石造像，效法前贤；佛光如金菌闪耀，信众如飞蛾投明。愿此善业于轮回中得果，普光普照，瞻仰佛颜 ，其文是对碑阳的解说。

隋碑像一封跨越时空的信，诉说着佛法的玄妙、功德的宏深，也记录了立碑者的身份与心愿。两侧的刻名，是当时参与捐刻的信徒名单，像是一张张虔诚的面孔，在石上留下了他们的信仰与温度。

遗憾的是，这块原本被视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石碑， 在2023年12月尽管因残损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但其历史与艺术研究价值丝毫不逊色其他隋代一级名碑。  

碑文的开头，就像一声悠远的感叹——大地的厚薄难以测量，大海的深渊无从探寻。唯有佛法，能让人心超越“三界”的玄妙，窥见无形无相的王宫。修行者以澄澈之心观照万物，如镜映影；佛在道树下降伏妖魔，以灵钵收服蛟龙，令六师折服、群仙归德，让迷途者醒悟，让苦难者解脱。佛法如桥，渡人于苦海；如法轮，转动于鹿野苑，宣讲“常乐我净”的境界。

在这碑文中，薛王等三十余人，虽未必因外相得福报，却以“龙颜”“日角”的高贵血脉，延续着虔诚的信仰。他们的善心如日月般恒常，不因时光流转而减损。于是，他们以金石为材，仿前贤造像，让金光如菌芝般闪耀，让信徒如飞蛾投光般追随，祈愿在轮回中结出善果，在世间传递佛的普照之光。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块诞生于隋初的石碑，距离隋朝统一全国仅有六年。它见证了佛教在鲁西南地区的早期传播，碑上的姓名与描述，勾勒出地方士族与佛教信仰交织的图景，填补了隋代社会史研究的空白。

从艺术的角度看，它融合了高浮雕与线刻的技艺，佛像衣纹流畅，飞天飘带灵动，瑞兽肌肉纹理细致入微。它的造像风格兼具北朝的庄重雄浑与南朝的灵动细腻——佛像身躯仍带着北朝的挺拔感，但衣袂褶皱的曲线更柔和；飞天的姿态突破了北朝的规整，飘带缠绕更具动感，呈现出“南北融合、向唐过渡”的典型特征。与河南“李舍隽夫妻造像碑”相比，二者都弱化了宗教威严、增强了人文气息，但嘉祥碑的瑞兽造型更本土化，少了外来艺术的生硬感，更贴合鲁西南的审美传统。

从文化的角度看，碑文以“赞佛法、述心志”为核心，既体现了隋代佛教“救世渡人”的教义，也反映了地方信徒“以金石载信仰”的心理。这是隋文帝杨坚大力扶持佛教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对国家宗教政策的直接回应。同时，作为嘉祥石雕的早期代表，它承接了当地汉画像石“以石为媒、以刻叙事”的传统，“文字+图像”的形式，为后世嘉祥佛教石雕奠定了“图文互证”的创作范式，与嘉祥“汉画像石之乡”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从书法的角度看，碑阴碑文与额文均为楷书，端庄规整中兼有“隋楷尚法”与“隶意残留”的过渡特征。横画起笔多带方笔，收笔略顿，保留北朝的刚劲；竖画挺拔，撇捺舒展，已有唐代的气象。结构上，字形方正匀称，重心平稳，笔画排布紧凑而不拥挤。与“邴法敬造像碑”相比，嘉祥碑的楷书更浑厚，横细竖粗对比明显，隶意残留更多，风格偏向“颜体”的宽博；而与“李舍隽夫妻造像碑”相比，它更具“书写性”，少了刻意雕琢，更能体现隋初民间楷书“规范与灵动并存”的真实状态。它填补了隋代早期楷书风格演变的实物空白，证明隋初楷书已呈现“地域分化、多元发展”的态势，为唐代楷书“法度确立”提供了前期实践基础。

嘉祥隋开皇三年佛造像碑，是隋初佛教复兴的重要实物遗存，存世极少。它的独特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是开皇初年佛教造像的稀缺遗存，填补了实物断层；其二，它是北周至隋代碑刻风格转型的过渡样本；其三，它是早隋山东佛教圈区域联动的关键坐标。即便因残损降为二级文物，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仍不输一级名碑。

它不仅是研究隋代佛教艺术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隋初社会历史和宗教信仰的珍贵见证。在未来，我们应当以多学科的视角，继续挖掘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加强保护与展示，让更多人能够走近这件隋代艺术的瑰宝，感受那穿越千年的信仰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