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一听到“白发亲娘”这首歌，我就禁不住泪眼婆娑。因为离我哥结婚还有六年，满头青丝的母亲，就早早地撇下她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撒手人寰。

那年哥哥二十三岁，姐姐十七岁，我比四岁的弟弟大五岁。从此哥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姐姐在队里干完活，回家就帮刚刚病愈不久的父亲做饭，洗衣服，拾掇家务。弟弟小，啥都不懂，光知道和邻居家的小孩子们玩耍。我便拿起镰刀，背起草篓，去给队里割草，完成每人五斤的青草任务。

从此 , 别人家同龄的孩子有新衣服穿，我们姊妹们就没有。特别是鞋子，我和弟弟的鞋子，不是漏脚指头，就是漏脚后'跟。哥哥、姐姐大了，还要在队里干活，他们穿的鞋，都是我大娘给做的。后来大娘教会了姐姐做鞋，做衣服，我们也便有了鞋穿。可是，因为那时买布要票，家里也没钱，所以我们的新衣服和新鞋子就很少，哥哥姐姐穿旧了，再给我，到了弟弟，就不是漏脚指头，就是坏了鞋帮，没了鞋后跟。弟弟那时基本上没穿过一双新鞋子。

记得大概是七五年吧，村里来了二十六个知青。我们队里有两个女知青，一个叫刘春光，一个叫李玉霞。她俩常常到我家来玩，我姐教人家拉鞋垫，她们就给我讲故事，教我做作业，陪姐姐做家务，一起到地里帮我家叉地瓜干。她俩和我姐亲姐妹一样，把从城里带来的糖果点心给我和弟弟吃，把她们的红纱巾、方手帕送给我姐。姐姐就送她们绣着喜字或龙凤呈祥的鞋垫。有一个晚上，她们到我家来玩，春光姐手里拿了个东西，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递到我姐手里，我姐问春光姐：是什么。玉霞姐说：英姐，打开看看。我姐把报纸卷反过来正过去地看了好一会，仔细地打开，是一双球鞋，洗的发白的黄球鞋。姐姐激动的说：送给我的？春光姐笑呵呵地回答：对呀，送给你的，英姐。我姐反复地打量着黄球鞋，抬起脚穿上试了试，不大不小，正合脚。姐姐恋恋不舍地又脱下来，用报纸包严，放到桌子上，眼里溢出了泪花。春光姐她们有些诧异，问我姐姐：英姐，怎么啦，嫌鞋子旧么？姐姐摇摇头，竟然窃窃地哭出了声,后来她们三人竟然哭作一团。当时我云里雾里的 也跟着哭了起来。

过了没几天，姐姐把我叫过去，让我坐在长板凳上，叫我脱掉脚上漏着脚趾头的旧布鞋，端过来一盆清水，把我的脚按在水里，洗了好大一会。我的脏兮兮的小脚丫，刹那间变的红润润的。姐姐拍了一下我的干净的脚丫子，叮嘱我：老实的坐这别动。便回她屋里去了。

过了一小会，姐从屋里笑眯眯地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个报纸包裹，她精心地慢慢打开。是春光姐送给她的那双黄球鞋。姐姐伸手捧起我的脚丫，我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就缩回脚，不让姐姐给我穿鞋。姐姐生气了, 打了我的脚一下，虎着脸说：听话，快穿上。我使劲的往后缩脚，姐姐真的生气了，也使劲地拽住我的脚，瞪圆眼睛对我说：再不穿姐就真的打你了。姐姐举起了柔嫩的拳头。我没敢再拧，乖乖地听姐姐的摆布。那双发了白的黄球鞋，板板整整地穿在了我的脚上。姐姐看着我穿上鞋子，却莫名其妙地哭了。于是，我也跟着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我抬头看着姐姐，不由得想起了我的才四十三岁就病逝的娘。

我擦干眼泪，喜滋滋地看着脚上的黄球鞋，前瞅瞅，后瞧瞧，美的什么似地。姐也甜甜地笑了。我出去跑了一圈，回来后就把黄球鞋脱了下来，又用报纸包好放了起来，一直舍不得穿，只是经常的拿出来晒晒，怕捂霉了长毛，等到走亲戚时再穿。

可是我禁不住诱惑，看到半新的黄球鞋就心里痒痒的。那年的秋后，我去北坡捡柴禾，就悄悄地穿上了黄球鞋，乐颠颠地去北坡耕耙完的地里拾玉米茬子。在去坡里的路上，我遇到了邻居家的培正嫂，她是一个心肠特别好的人，见我穿着双洗的泛白的黃球鞋，睁大了眼睛好奇地说：哟，二兄弟穿上球鞋啦。哎哟，你这会儿还不冷，赶紧地回家脱下来，到了过年再穿。我一会把您侄小庆的布鞋，给你一双。

大嫂家的小庆比我小一岁，那年他十一岁。我听了大嫂的话，心里热呼呼地，可我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就急忙从脚上把黄球鞋脱了下来，拍拍上面的尘土，放进了草篓里，光着小脚丫去捡拾柴禾。

那天，我没敢把穿球鞋的事告诉我爹和姐姐。

那天晚上邻居培政大嫂给我送去了双崭新的布鞋。

到了过年，我才穿上那双泛白的黄球鞋，跟着哥哥姐姐们到长辈家里拜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