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说》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谈到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当然离不开我成长的经历。

一首诗告诉我，有一种成长，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源自心灵。一首诗让人记住，不在于他写得多么复杂，多么精细，而在于它简洁，单纯。正如一位意大利诗人的诗：女儿在沉默中成长   好像青草   好像正午的阳光   从不哭泣成长淹没了成人的快乐。我看见——那么多人在喋喋不休地叫喊肉体的痛苦，仿佛一生都生活在黑暗中。我也经受过这样的磨砺。

“人生的梦想多源自学生阶段”，我上学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文革后期，整个七零年代，几乎没有个人的梦想。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都在不停地转学，在五、六个学校度过了破碎的时光。费县13中是我待得最长的一所学校，从初一到高一，三年多时间里，我养成了爱读课外书的“坏”习惯。在一篇访谈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管理图书的贾老师，给了我一把钥匙，图书室仅有的几百本小说书，很快让我读了个遍。那一年，开始地下流传‘天安门诗抄’。我躲在冬天的防震棚里读了一遍又一遍，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在我少年的心中狂躁不安，我开始写下最初的诗……‘愤怒出诗人’的说教，影响了我早期的爱好。”

1979年冬天，我当兵来到太湖之滨、虞山脚下。江南细雨，蜡梅花和香樟树叶混合的清凉，以及茉莉花味的吴语，让水乡小镇散发着一种迷幻的气息。然而，军营里的青春只有步调一致。军训之余，我写日记，记下一些类似诗歌的只言片语。在那样的环境里，个人的想法是很难存在的，这些文字只能偷偷地记在笔记本上，无法与别人交流。

当时对写作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还谈不上对新诗感兴趣。读小说时，常常把分行的文字跳过去，阅读的目光，喜欢在惊险的故事情节和男女情感的细节处停留。读小说特别专注于男欢女爱的情结和细节描写，不喜欢的章节，随手翻过。

早期的写作练习，古诗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摹仿五言、七律写过一些多愁善感的句子。但真正使我进入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并激发起雄心和梦想的，是在我接触了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之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冬天去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个年代，文学对于我们这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给迷惘的心灵注入“兴奋剂”，对文学的幻觉，对人生的微茫的期望，激发了对文学的热情。其次就是外国文学作品的启蒙，普西金、莱蒙托夫、雪莱……尤其是当我读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粗犷、开阔而无拘无束的诗风，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从汉语古典诗歌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让我认识到诗歌不仅是戴着镣铐跳舞，也可以吹着口哨自由地散步、说话，或者发出野蛮的笑声。

大概是八零年初，我读到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大意是：我是山中的一棵树，拼命地长啊，吸干大地母亲的乳汁，可我怎么也长不过山头的那棵小草。“这样的诗，恰巧迎合了我的心情——南方边境炮火纷飞，我在靠近长江的牛头山下的灌木丛里、铁丝网下匍匐前进，进行着一场极其严酷的训练。一边是崇高的爱国教育，一边是高考落榜、前途莫测，我对个人的命运有了最初的意识。

——我正在178师教导队学习，八个月的集训几乎让我脱胎换骨。对越作战是1979年春天，我们是11月入伍的。1980年的陆军合成教导队是针对山地作战组建的，为此训练也是模拟实战进行的。那时候部队装备条件太差了，八个月没有见过饭桌，吃饭一律是跪着（一种跪姿射击的动作），上课一个马扎，很多时候是站着。训练不乏简单、粗暴，各种节奏比一般连队快几倍，反应迟钝就会受罚，动不动单兵教练。那晚熄灯后，我和下铺的战友说了几句话，被门外教练班长听到，招来一声霹雳：“王黎明、王明建紧急集合！”我俩摸黑打起背包，全副武装跟着教练跑向野外。五公里气喘吁吁，背包带松了，被褥抱在手上，然后在小松林练习投弹姿势一千个……那时我水土不服拉肚子，直到考上特等射手并完成所有的训练课目，拉稀都没有止住，不知道那种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生活教人学会了忍耐，尤其是爬过低桩铁丝网、经过战术训练的人。

1981年春，我回到老部队，到吴江农场当仓库保管员，有了充足的时间读书、练习写作。“放下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读到了‘朦胧诗’。江南的春天，遍是盛开的油菜花、满天的鸟鸣。我的写作从此开始觉醒。”

我开始写诗——把那些分行的文字，从笔记本上誊写到方格稿纸上，四处投稿，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部队发信更方便，只要连队盖上三角章，发多少信都不用付费。这首诗几乎转了大半个中国，饱尝了退稿的失望，终于被《青海湖》杂志选用了。接到用稿通知的时候，我在滁县龙亭口山上驻守靶场。通讯员从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教练营）本部捎来一封退稿信，没想到打开竟有一封用稿通知。想不起来是怎样的心情。只记得我一口气爬到山顶，呼吸着山林的气息，如同十公里武装越野之后，那种如释重负，又像打靶那样命中十环那样松了口气。从此，这首小诗铭记于心。

       贝壳说

       你到海上航行

　　就把我忘了

　　能怪你吗？

　　昨天还说我是你的小船

　　爸爸却说海上很多很多

　　你走了

　　我仍在滩上浅搁

　　海上好吗

　　不好在回来吧

　　我还是你可爱的贝壳

　　你听不见

       我就对大海说

       1981年

历经几十年风吹日晒雨，我的“小贝壳”已是斑驳陆离。人变老了，而这首小诗读起来还是那么稚嫩、年轻。直到今天，仍有朋友能背诵完整的诗句。在诗友口中《贝壳说》好像成了我的代表作。

多年来对这首诗解读，说法不一。有评论家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诗中述说了对恋人的思念。其中伴随着遗弃、失恋的痛苦，以及不离不弃的深情。

其实，我当初的念头很简单，我就是想用“贝壳”的独白，表达对童年的留恋、故乡的思念。

这首诗看似简单，却有一种不露痕迹的构思技巧。贝壳说，诗题一目了然。如孔子曰。对谁说，对远航的孩子说，你到海上航行就把我忘了，能怪你吗，昨天还说我是你的小船，爸爸却说海上很多很多。这段场景，背后的剧情，有叙事、内心的独白。接着就像写信一样转换了口吻：海上好吗？不好再回来吧，我还是你可爱的贝壳。后边两行，深化了诗意，你听不见，我就大海说。

初稿，并没有“你听不见，我就大海说。”到“我还是你可爱的贝壳”就结束。就像一封信，写到这里就此打住。

写出几个月之后，我在一次誊写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冒出起了“你听不见，我就对大海说。”这两行，当时兴奋得犹如得到了神来之笔。如果这首诗没有“你听不见我就对大海说”。是否能称其为诗，很难说，也可说是只是一个半成品。不能称其为一首诗完整的诗。1983年，有个内部刊物选用了这首诗时，竟然把最后两行给删去了。可见对诗的认知没有固定的模式。

一首诗完成之后，这首诗就有她自己的命运。从八一年起，我开始尝试投稿，那时投稿都是有回复、有退稿的。退稿一般都附有一个打印的便签，上面写着“大作不用了。谢谢支持”之类。署名某某编辑部。

记得南京的《青春》杂志退稿是手写的：

王黎明同志：诗有哲理，亦有形象，但构思角度仍嫌一般……

我知道，编辑看懂了《贝壳说》的写作本意，他所说构思角度一般，是说这首诗有一个孩子的视角。是的，我差点把这首诗投给《儿童文学》或者《少年文艺》呢。

我在写作《贝壳说》之前，还写过一首诗，叫《数星星》：

一颗，一颗，我用手指数着。星星，一会儿不见了。出来吧，小星星，我想对你说，你却忘云里躲。出来吧，小星星，我想对你说，如果我有一个梦，肯定会把你带去的。

写于高中毕业前夕的1979年夏天。面临高考，那个孤独无助的夜晚，我躺在村外的玉米地里。望着星空，数着流星，心中默念着“谁能数尽天空的星星啊”。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1989年的《儿童文学》杂志上。去年我整理诗稿，发现这首被遗忘的诗歌，竟然是《贝壳说》的前身。一个数星星的少年和一个远行的孩子竟是同一人。几十年过去，感慨万千。

我在一篇有关写作的文章写道：诗歌一旦完成——就会成为独立于诗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一首诗独立于世，在于诗人赋予它——旺盛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持久的生命力。一首诗是一个人生命形态的外化。

当兵的日子短暂而仓促。许多往事不再清晰，渐渐遗忘。唯有偶尔萌动的诗意在文字留存，成为久远的记忆。1982年11月，我带着发表《贝壳说》回到故乡。这首不起眼的小诗，竟成为我写作命运的开始。

每当我再次远行，熟悉的过往，因为离开的匆忙而变得遥远、空旷，仿佛独自乘船来到无边无际的大海。无论走到天涯海角，还是大洋彼岸。远航的孩子总要有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因为那个轻柔声音时常在梦中呼唤：

“你听见，我就大海说。”

回到北方

窗外是飞逝的细雨　

灰暗的稻田　

一个少年在他身体里奔跑

火车不停地摇晃　摇晃

一只斟满啤酒的杯子

咽下苦涩和忧郁

他吐出烟圈　脸上

掠过无法驱散的乌云

很多年过后。他来到

空旷的山岗。在白杨树下

晾干淋湿的衣裳

打开旅行袋。打开一封旧信

南方和北方  如同云朵下

相互追逐的光亮。在他心里

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分离

两个贴近的脸庞　彼此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