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刘向《列女传》卷五，载有“鲁义姑姊”：

鲁义姑姊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之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于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问儿曰：“走者尔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谁也？”曰：“不知也。”齐将乃追之，军士引弓将射之，曰：“止，不止，吾将射尔。”妇人乃还。齐将问所抱者谁，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爱也？”妇人曰：“已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则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末可伐也。”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姊”。

这则故事，不独见于《列女传》，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也有“舍子保侄”的故事。刘向的《说苑》、解缙的《古今列女传》也都有记载。古本《列国志》中，有《鲁村姑秉义全社稷》的回目，元武汉臣有《弃子全侄鲁义姑》的杂剧。民国时期的《德育课本》中，亦将其做为二十四义之一。可见，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不将鲁义姑做为一个道德教化的典型来宣传。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宋、辽、金、元各时代的墓葬中，都这个题材出现。而在民间传说中，鲁义姑更得到广泛的尊崇，特别在鲁西南，更是被神化为“鲁义神姑”、“鲁姑奶奶”，成为民间能救苦救难、法力无边的神仙。

由于鲁义姑故事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各地纷纷修建供奉她的义姑祠。自明正统年间，京兆尹王贤在北京东郊修建了鲁姑庙，至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 1841 年）黄恩彤在广东佛山修建鲁姑庙止，有资料可查的鲁姑庙在全国有 43 座之多。其中尤以荏平、宁阳、博平等地的义姑词规模较大。王贤主持在北京修建鲁义姑庙时，还向天下征集关于颂鲁义姑的诗文。一时间文人显宦纷纷响应，共集得有关鲁义姑的诗文 849 首（篇）。王贤撷其精华，编成了《鲁义姑姊诗》；并由礼部待郎薛瑄作序，刊行天下以宗

教化。一位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的村妇，以其高义获得后人如此的尊崇，在历史上实属难得。

鲁义姑的故事也成了人们效法的对象，类似的故事散见于各类历史文献中。齐宣王时，有人被殴死于街，官吏讯问，有兄弟二人争言为己所杀，各不相让。无奈，官吏只得将二人收监，兄弟二人在在狱中争执一年多，官吏仍不能辩，只得上报宣王。宣王闻知，十分感兴趣，遂令宰相田婴去询问二人的母亲，让其决定判处谁来偿命。母亲哭而使杀其小，田婴奇怪，认为世间母亲多溺爱幼子，此母何故如此。母亲言，大者为其夫前妻所生，幼者为自己所育；丈夫临终，曾嘱托其善待大儿，故其只得为公义而忍痛割爱。宣王闻知，盛赞其义举，特赦二子，并封其为“义母”。晋代襄陵人邓攸，曾任河东太守。永嘉元年（公元 307 年），羯族人石勒兴兵侵掠，其弟于乱中丧命，只留下一个叫遗民的儿子。邓攸与妻子携子、侄逃难时，走到曲阜城南，为乱兵追杀，其妻力不能行。邓攸亦无力负二儿远逃。只得谓妻曰：“吾弟早亡，但有遗民，今担两儿，尽死。莫若弃已儿，怀遗民走。”妻涕如雨，攸慰之曰：“毋哭，吾辈尚壮，日后当有儿。”遂舍子于桑树墩上，负侄而逃。后来，邓攸又回来寻找儿子，哪里还有踪迹。后人为崇其义举，在其弃子处，立“桑墩寄子，大义弃子”石碑。

今大安镇白家店村，存有一座叫鲁义姑祠的古庙，始建年代不祥，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版《滋阳县志》载：“鲁义姑祠，奉祀战国鲁义姑。”1989 年版《兖州县地名志》载：“齐国伐鲁，经此，齐将高奚遇一妇人，携两小儿逃难，弃子而留侄。奚问何故，妇人说：‘子私恩也，侄公义也。’愿舍私恩而存公义，奚叹为义姑，遂止兵。后鲁君为建义姑祠。据专家考证，鲁义姑的故事应发生在宁阳南驿一带，此处建有义姑祠，应为后人感鲁义姑之义举，为教化乡里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