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铃声一响，母亲就急忙放下碗筷，把家里几个蝌蚪一样的孩子安顿好，匆忙赶着去出工。她在前面大踏步地走，我在后面一路小跑地追，说什么也要跟母亲到地里去。那大概是我三四岁时。母亲拿个板凳，坐在地里拔稻苗，稻苗油绿油绿的，一畦又一畦，一望无际，干活的人一排又一排，我数也数不清。于是在我的记忆里，一年到头是吃不完的香喷喷的大米。

1980或是1981年，分田到户，我家分到了六亩水田。每年秋收，父亲都会挑几株最大最饱满的稻穗，挂在家里土墙上最显眼的位置，一直挂到来年秋收。我数过，最多的一株稻穗有120颗稻粒。每年秋后，都有泊东的人用地排车拉着红芋，来俺这里换大米。还有很多外地来这讨饭的人，他们也想要点大米。他们说，家里有小孩，熬点米糊喂娃娃，养人。他们接过母亲递过去的满满一瓷碗大米时，总要端起来仔细看看，闻闻，深吸一口气，眼里闪着光。他们说我们真有福，天天有大米吃。我那时不明白，天天吃大米就算有福？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么，最起码，我的父辈是吃大米白面长大的！从来没要过饭！可我们小时候，谁要是浪费了粮食，准得被家里长辈狠狠地训斥：“造孽呦！这是没要过饭，不知道‘五八年’！”“五八年”，仿佛是鱼台的一个特定符号，总听长辈们提起。长大才慢慢了解到，鱼台的“五八年”意味着什么。

鱼台濒临微山湖，地势低洼，“淹三年，旱三年，沥沥拉拉又三年”，是当时鱼台的真实写照。不管你是查阅县志，还是听老辈人口口相传，鱼台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水患的斗争史。县治从古城集迁到黄台——今旧城海子，又从黄台迁到董家店——今鱼城，两次迁移，皆是为躲避水患。庄稼失收、歉收，是鱼台的常态，逃荒要饭，更是祖辈们最深刻的记忆。

1957年秋，连日大雨，湖水漫过京杭运河，倒灌鱼台，尤其是离湖最近的几个乡镇，变成了水乡泽国，待收的大豆和玉米被淹没了踪影，房子泡在水里。解放军划着皮划艇，把人们安全转移，大多安置在邹县一个山脚下的村庄里，政府发救济粮，群众再辅以割草卖钱、捡红芋干子自救。1958年返乡，真正的灾荒开始。地里野菜不等长大，就被挖光，树皮也被剥下来，煮煮就吃。大规模的逃荒要饭，就此拉开序幕。近了到丰县、邹城、泰安，远了到安徽、济南，甚至东北。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庄的人，也不得不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生活。十八九岁的壮年小伙子，也是一年有小半年的时间都在外乞讨。估计当年每个村里都有去东北的人，大多在东北安了家，并且有的后代也留在了那里。我的好几个本家爷爷，都在那时候逃荒到东北并且安下家来。1981年分田到户时，才回到老家。听他们讲，当时一路向北，逃荒的人很多，不时有人饿死在路边，认识不认识的，都帮着挖个坑埋了，让他们头朝着家乡的方向。

当时我们殷庄村的父老乡亲，都被安排在了邹县一个叫九里店的村子里暂住。我父亲当年12岁，正上高小，学业突出，他做梦也没想到，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他热爱的学业就在那时彻底终止了。我父亲干得最多的活是割草，割来的鲜草晒干，捆成捆，背到邹县去换钱。当时政府给发粮本，拿粮本到郭里去领救济粮，背回九里店磨面吃。

转年，13岁的父亲开始跟着大人们挖河，挖了金鱼运河挖苏鲁边河，每顿的饭食是半碗煮熟的红芋干，吃不饱，就用炒糊的盐充饥。到11月，河挖完了，村里陆续有人出去要饭。大队里不让走，都是半夜里偷偷地走。我家在济南有一门远房亲戚，父亲就跟着村里的大人一起去济南，想去找点活干。东头的大娘大爷用钩担挑着他们年幼的儿子，父亲也用钩担一头挑着被褥，一头挑着锅灶，还有一家哥嫂辈的，一家奶奶辈的，一行十几人深夜出发，天大亮时，就到了清河桥。过了清河，就等于真正地离开家了。这一去生死难料，况且家里还有留守的亲人，大人拉着孩子，齐刷刷跪在地上，朝着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女人们呜呜咽咽哭起来，男人们也抹着泪，一步三回头。那天风特别大，刮得人几乎站不住脚。

他们一路步行到兖州火车站，走走停停，用了好几天。饿了，就到地里拾人家漏下的红芋干，红芋干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发霉，长满黑色的斑点，他们拾点柴火，用铁锅煮了就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扒到胡萝卜，比发霉的红芋干好吃多了。火车站人满为患，大多是挑着被褥，领着孩子逃荒的人。

经过难熬的“五八年”，鱼台人真是穷怕了。那么“穷则变，变则通”，鱼台人，尤其是政府的领导，他们深谙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挖河，筑台田，年年治水年年收效甚微，说到底，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1957年那场大水过后，毛主席亲自号召，我们鱼台境内的京杭大运河改道！运河故道连同低矮的堤坝被弃用，向西改道，且筑起又宽又高的大堤。同时，鱼台到处挖河筑坝。沿湖村庄的百姓，都把这一段运河叫做“毛河”，以示对毛主席的感恩与纪念，并一直延续至今。河多了，深了，可怕的“58年”不再重来。可赶上雨天，地里积水却不能尽快排出，尤其是我们王鲁这边，淤土地，喝水，干了是硬坷垃，有水就排不净。“英雄坷垃孬种泥”，说的就是这种淤土。以前有句著名的歇后语“下雨天上王鲁——粘鞋（谐音沾弦，鱼台方言，常用于评价人，意思是不靠谱，不咋样）”，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王鲁这边的土质。

1964年全面稻改之前，就有甄庄、米滩、佃户李等村，尝试旱田改水田，种植的水稻赶上风调雨顺，就能有个好收成，但做不到旱涝保收。根源还在水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尤其对于水稻。但如何把丰富的水资源利用起来，成了一个决定鱼台人民命运的重大课题。考察、调研、探索、实践、失败、重来，终于在1964年11月，县委县政府发出全面稻改的号召。干群齐参与，挖河、建站，誓绝水患、战天斗地的号角，响彻鱼台大地。吃的是红芋干，量不够就把盐炒糊了充饥；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窝棚，枕着湿鞋入眠；干的是肩挑手抬，双脚陷在冰凉的泥水中，冰碴子划伤了手脚；喊的是“为了吃饱饭，加油好好干！”

随着年岁渐长，对稻改的了解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觉得，鱼台稻改就像是一部神话。

我本家的大爷对我说：“挨饿受冻那么些年，到1965年，忽然就能吃饱饭了，就像做梦一样。”他抚摸着自己肿胀的左腿，眼里闪着泪光。

我大爷肿胀的腿，是在历年的挖河岁月中，落下的残疾。随着年龄增长，腿越来越肿，越来越疼，由原来的拖着腿行走，到卧倒在床，痛苦地呻吟。这些年，省城医院也去了，没有根治的办法。但大爷提起现在的新生活，总是满面笑容，他不后悔年轻时受的罪，也没想过去找谁要补偿。他说，比起很多人，他是幸运的，付出的也都不值一提。不说为稻改而壮烈牺牲的张玺郎，不说模范代表双河八姐妹、临河铁姑娘，仅仅是我们周围，就不止一个人为稻改而做出了非凡的付出。有妇女把吃奶的孩子扔在家里，一同奋战在工地；有青年上山采石头，被雷管炸伤了眼睛；有十几岁的孩子，结束了热爱的学业，和大人抢着干活，汗水、泥水，甚至受伤留下的血水，糊在他们稚嫩的脸上……大爷说，当时国家能给的钱很有限，建排灌站所需的石头、木料，有很多靠群众自捐。中年人把攒了多年准备盖屋的石头、木料捐了出来；老年人把自己的棺材板劈开，亲自扛到工地上；甚至有人把祖坟上的石碑推倒，拉到工地。

一条条大河像玉带一样，蜿蜒盘旋在鱼台大地，一座座排灌站沿河矗立，成了当时最高大上的建筑。用水时，闸门一开，河水喷薄而出，一路欢唱着，跳跃着，跃过干渠、支渠、田间水沟，流进一方方稻田；大雨淹了稻苗时，机器一开，水又乖乖地回到河里去，稻苗安然无恙。从此，年年旱涝保收，年年都是风调雨顺。

鱼台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这片水，这碗米，成为鱼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