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历史的分期，按惯例，“当代”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历史。《湖南当代戏剧批评概述》记述了1949年至2019年湖南戏剧批评变革发展的历程。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戏剧批评活动状况，分为三个时期表述：一、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初创期（1949-1976年），二、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焕发期（1977-2000年），三、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新发展（2001-2019年）。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七十年，斗转星移，海阔天空，岁月沧桑，风雨兼程，云蒸霞蔚，五彩缤纷。“概述”仅记述了大体轮廓、主要事实，惟求客观真实，然资料不全，认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切望有识者补正。“概述”非“概论”，本于述事，疏于论理，对戏剧批评历程的经验教训、成果得失未作深入探讨评论，期待大家“概论”之鞭辟入里。

——作者 2021年10月 

一、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初创期（1949-197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探索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时代。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湖南的戏剧批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随着整个戏剧工作的开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戏剧批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并长期受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提法的影响，在社会意识形态斗争中潮起潮落，经历了改造稳健、发展曲折、内乱专制的过程，既成果显著、经验宝贵，又伤痕累累、教训深刻。

(一)初创期戏剧批评兴衰曲折的历程

1949年8月5日，迎着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长沙和平解放。毛泽东题字的《新湖南报》同日创刊。伴随着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锣鼓声，8月下旬，新歌剧《白毛女》和《九件衣》《血泪仇》就搬上了长沙舞台，《新湖南报》即刊登剧评，予以介绍和赞扬，并发表阿英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如何与工人结合》的文章。当时旧戏班演出活跃，《新湖南报》先后发表了《漫谈旧剧改革》《重视湖南花鼓》等文章。其后，《刘胡兰》《赤叶河》《仇深似海》《闯王进京》等相继上演，《新湖南报》均载文评论。这时候的剧评文字虽短，但言真意切，有的放矢，彰显了新思想、新观念，揭开了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序幕。

1949年9月，由刘斐章、铁可领导的湘江文工团率先成立，随后，地县文工团接踵而来，至1951年全省地方文工团达26个。各级地方文工团大力传播新文艺，并深入现实生活，积极参与社会斗争，自创新剧（节）目。1951年6月，湖南省首次文工团会演在长沙举行，14个单位演出了25个剧（节）目。会演期间，多次召开座谈会，总结新文艺创作的经验，评析会演剧（节）目的得失，并评选出《张谦参军》《双送粮》《一件宝贝》《田寡妇看瓜》等获奖剧目。大型花鼓戏《柴山恨》曾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演出130余场，《长江日报》载文赞扬“北有《白毛女》，南有《柴山恨》”，但在会演中受到了批判，不同意见未能得到发表。

1950年开始，湖南的戏曲改革逐步推进，其要点是改人、改制、改戏。改革中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通过讲习班和参加社会活动，提高艺人的思想觉悟和社会地位；整顿旧戏班，改称剧团，确认剧种，建立集体所有制和民主管理制度；禁演、停演坏戏，挖掘整理改编传统戏，产生了一批好剧目。1951年10月试刊的《湖南戏曲》月刊，虽然只出了五期，但重点发表评论文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评析戏曲改革成果和优秀剧目，并对“以古射今”、“古人说今话”等反历史主义倾向和搭桥戏、连台本戏中庸俗丑陋的舞台形象进行了批评，促进了戏曲改革的健康发展。

1952年8、9月间，湖南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举行，评选出优秀剧目参加中南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接着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中，湘剧《琵琶上路》、长沙花鼓戏《刘海砍樵》获演出二等奖，徐绍清（《琵琶上路》）、谭保成（《醉打山门》）获演员一等奖，李福祥（《思凡》）、陈剑霞（《打猎四书》）、彭俐侬（《琵琶上路》）获演员二等奖，杨福鹏（《五台会兄》）、何冬保（《刘海砍樵》）、肖重珪（《刘海砍樵》）获演员三等奖，罗元德（《五台会兄》）获奖状，这显示了湖南戏曲改革的重大成果。举行和参加观摩演出的过程，是学习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过程，是实践戏曲改革的过程，也是开展戏剧批评的过程，对戏曲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全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在长沙举行，11个代表团演出了16个剧种的103个剧目，涌现了祁剧《昭君出塞》《牛皋毁旨》、湘剧《拨火棍》、常德汉剧《祭头巾》《打督邮》、辰河戏《破窑记》、衡阳湘剧《审假旨》、巴陵戏《九子鞭》、长沙花鼓戏《姑嫂忙》《中秋之夜》、邵阳花鼓戏《打鸟》《韩梅梅》、岳阳花鼓戏《补背褡》等优秀剧目，有47个剧目和192人获奖。会演期间，文化部派来的专家观摩团和外省市观摩代表与湖南的戏曲工作者开展了热烈的戏剧批评活动，针对会演剧目召开十多次评戏座谈会，并举行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方面的专题讲座。大会编辑《会刊》21期，发表100余篇评论文章，内容涉及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戏剧队伍建设，会演剧目创作，演员表演，舞台艺术各门类。

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湖南代表文忆萱在会上作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典型发言，介绍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四边、八步、连环套”经验，与会代表反响强烈，并引起全国戏曲界的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刘斐章、铁可、阎金锷率领湖南戏曲艺术团126人到北京汇报演出，公演41场，演出湘剧《拜月记》、常德汉剧《祭头巾》、祁剧《昭君出塞》等34个优秀剧目。首都各报刊发表评介文章30余篇。当时，中国剧协正在北京连续召开古典戏曲《琵琶记》讨论会，湖南艺术团的部分干部和湘剧徐绍清等名演员应邀参加了1-3次讨论会；艺术团还为讨论会演出了湘剧传统剧目《琵琶记》全本。

1957年，在省文联的主持下，长沙戏剧界开展对常德汉剧《二招安》和湘剧《斩李虎》的讨论。《新苗》月刊连续发表争鸣文章。4月至7月，省文化局委托省文艺干校举办花鼓戏演员讲习会，讲授思想道德和多门艺术课程的同时，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花鼓戏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其时，省文化局主办的《湖南文化报》曾开展关于正确对待连台本戏、搭桥戏的讨论。

1957年12月16日，省文化局主办的湖南省1957年戏曲汇报演出历时47天，演出剧目78个，现代花鼓戏《三里湾》、常德汉剧《两狼山》、湘剧《琵琶记》等44个剧目获奖。汇演期间，连续召开座谈会，开展群众性的评戏活动；同时编辑《会刊》27期，刊登报告、讲话、社论、短评、剧评、表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评论、人物评介、杂谈等200余篇。

1957年6月开始，党对当时确实存在的右派进攻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湖南戏剧界100多名骨干人才被错划成“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斗争后，1958年出现了“大跃进”。湖南戏剧界受大局影响，左倾思想膨胀。戏剧批评亦不例外。当时提出“以现代戏为纲”的错误口号，普遍开展现代戏创作运动，掀起“大跃进”“大放文艺卫星”；同时否定传统剧目、传统艺术，提出“不做死人奴隶、不啃死人骨头”的错误观点。

1958年8月省文化局举行了全省现代戏座谈会，传达文化部召开的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精神，介绍花鼓戏《三里湾》等剧目的创作经验，批判“厚古薄今”思想。

1958年12月20日至1959年1月10日，省文化局举行湖南省现代戏曲展览演出，演出了祁剧《不朽的战士》、花鼓戏《两个党员》等38个剧目，质量较高的剧目不多。编辑《会刊》10期，发表报告、讲话、短评、剧评、杂谈等文章90余篇。领导讲话要求“在戏曲工作中大力贯彻执行总路线，以政治带动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现代戏为重点，推动戏曲工作的全面大跃进”。花鼓戏《两个党员》因反映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受到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推荐，他写的《介绍一出好戏》发表在《湖南戏剧》1959年第2期。

1958年12月，省戏工室、剧协湖南分会合办的《湖南戏剧》创刊，对外公共发行，至1960年4月停刊，共出17期，主要刊登戏剧批评的各类文章，特别是剧目创作、队伍建设、演员表演、舞台艺术探讨和艺术经验总结，很受人们关注。

1959年湖南戏剧界从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盲动中，逐步地回归到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两条腿走路”等方针政策的正确轨道。1959年7月3日至8月8日，举行湖南省1959年戏剧会演，演出剧目57个，湘剧《生死牌》、祁剧《黄公略》、长沙花鼓戏《刘海戏金蟾》、邵阳花鼓戏《装灶王》《打铁》、阳戏《春哥与锦鸡》、话剧《地下火焰》等32个剧目获奖。编印《会刊》30期。发表报告、讲话、短论、剧评、杂谈和各类艺术探讨文章270余篇。领导讲话要求“积极提高戏剧艺术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戏剧批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剧评文章大都客观具体，褒贬得当，并对一些剧目展开了自由争鸣，气氛比较活跃。

1960年，省话剧团继编演《地下火焰》获奖之后，又创作大型话剧《赤胆红心》，并于5月赴北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演出获极大成功。在京演出时，田汉莅临观看，并接见剧组人员，题诗祝贺，高度赞赏。诗一：“揭竿当日几英雄，崛起浏河渌水中。粗豪刚烈传潘虎，志勇坚贞说赵弘。”诗二：“古庙穷山聚义师，星星终见燎原时，人间尚有刘天佑，永把红心护战旗。”

1960年7月9日至8月4日，湖南省第一届戏曲青年演员会演，演出18场44个剧目，有33个剧目获奖。编辑《会刊》18期，发表讲话、专论、短评、剧评、舞台艺术评论、演员评介、杂谈等各类文章160多篇。

1960年一段时间，因受国际反修斗争和国内反右倾运动的影响，湖南戏剧批评界十分强调“政治挂帅”“为政治服务”，并找到铁可1959年5月发表在《新湖南报》的《让文艺更好地为政治服务——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靶子，批判修正主义。 铁文谈及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认为文艺作品为政治服务有直接与间接之分，要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应提高艺术质量，批评教条主义用政治代替艺术，致使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湖南戏剧》1960年第4期重点发表两篇文章，将铁文视为修正主义观点予以批判。

1961年1月，省戏工室组织编撰的《表演艺术谈》（凌翼云、尹伯康编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省戏工室自1959年戏剧会演以来，多次组织名老艺人、青年演员座谈、总结表演经验编撰成书的宝贵成果。

1961年6月，省文化局抽调祁剧、湘昆、花鼓戏、阳戏、辰河戏的多个地县剧团到长沙汇报演出创作和改编的优秀剧目，具体讨论提高戏曲创作演出艺术质量问题。剧协湖南分会举行座谈会，探讨湘昆艺术的风格特点和改革发展之路。

1962年，湖南戏剧舞台，特别是民间戏剧演出，存在某些旧戏旧演、低级庸俗、粗制滥造的现象。《新湖南报》等报刊先后开展了对《火烧红莲寺》《一捧雪》等剧目的讨论和批判。

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省文化局于4月19日至23日召开停演“鬼戏”问题的研讨会,将出现鬼魂形象的剧目分门别类，《牡丹亭》《李慧娘》等名剧亦被列为停演剧目。其后，湖南戏剧界卷入了由上海《文汇报》发难公开批判《李慧娘》所形成的批判鬼戏的风潮。

1963年12月，湖南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由省文化局、剧协湖南分会联合召开戏曲工作座谈会，传达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的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精神，并开展对传统戏中封建道德的批判，强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核心是推陈出新，座谈会就“大写十三年”与“剧种分工”的不同看法展开了争鸣。

1964年2月，湖南省委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和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并对照检查湖南的文艺工作。毛泽东在批示中对戏剧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批示中所指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一些具体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但其论断扩大化了，为后来极左思潮的泛滥提供了依据，继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1964年开始，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两条腿走路”“三并举”的政策，实际上已中止执行，传统戏、历史剧退出了戏剧舞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抓现代戏创作，广大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满腔热情地投入了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应当肯定，编演现代戏是戏曲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时代的需要，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也是戏曲艺术本身创新发展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

1964年6、7月,正当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之际，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也在长沙举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共演出25场，41个剧目，出现了《打铜锣》《补锅》等一批优秀剧目。编印《会刊》25期。刊登报告、讲话、发言、短评、剧评、舞台表演、音乐、舞美等各门类的评论文章，设立“开路篇”“更好地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我演现代戏”“新人新事新风格”等专栏，开展“关于讽刺喜剧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讨论和对某些剧目不同看法的争鸣，戏剧批评的气氛空前活跃。会演期间，《新湖南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繁荣和发展革命现代戏》《在革命现代戏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和多篇剧评，《湖南文学》（七月号）发表社论《坚持出社会主义之新的方向》。

1965年2月，为参加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做准备，湖南省委成立了以文教书记华国锋为组长的湖南省戏剧领导小组，具体领导现代戏的创作和排练。1965年6、7月间，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广州举行，湖南代表团演出了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烘房飘香》、祁剧《送粮》、话剧《电闪雷鸣》等10个剧目，反响十分强烈。《人民日报》《戏剧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评介文章40余篇，其中不少剧评是约请湖南的评论作者写的。当时有少数代表对《补锅》提出异议，认为是“新的才子佳人戏”。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说：“演戏就是要有好的艺术，《补锅》艺术性强，是出好戏，我是《补锅》派。”会演后，中南局将《补锅》《打铜锣》选送北京汇报演出，受到高度赞扬，有专家评价《打铜锣》“具有世界水平”，《人民日报》破例全篇刊登《打铜锣》剧本。

1965年秋以后，随着全国一些文艺观点和大批文艺作品的政治批判愈演愈烈，湖南的戏剧批评活动除了政治批判的话题，就只有为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发声了。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通知》，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历时十年。

“文革”初期，随着各级党政机关的瘫痪，湖南戏剧界经历了“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攻武卫”的天下大乱，在“斗批改”中被砸烂，湘剧名角徐绍清、祁剧名旦颗颗珠等人士被迫害致死，戏剧事业单位、团体被撤销，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农村劳动。传统戏剧文化、十七年戏剧改革创作成果统统被视作“封资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量戏剧艺术珍品和史料损毁或散失。

1970年初，根据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下称省革委会）的决定，抽调部分下放人员，重组湖南省文艺工作团（下设湘剧队、花鼓戏队、京剧队、话剧队、木偶皮影艺术队、歌舞队和剧场管理组，各地县仿照组建文工团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演唱革命样板戏，配合形势自创节目，同时成立了省文艺工作室，主办《工农兵文艺》《湘江文艺》刊物。湖南的文艺创作戏剧工作重新起步，戏剧批评尚在迷茫中。

“文革”期间，文艺界一直受到江青“四人帮”直接控制，为极左思潮所统治。文艺园地一片荒芜，如毛泽东所批评的“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评论”，戏剧百花凋零，仅“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这时的戏剧评论主要是围绕“革命样板戏”开展的。

“革命样板戏”源于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一批优秀剧目，是广大戏曲工作者、艺术家辛勤劳动、精心创造的成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当时湖南省戏曲研究室（即工作室）曾多次编印、改编剧本，供全省戏曲剧团演出。“样板”一词最早在1964年末就出现在上海报刊对《红灯记》的评论中，逐步成为时尚词汇流行于大江南北。1967年5月,京沪鲁三地京剧团被调集北京汇演，“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将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革命交响音乐《沙家浜》选定为“样板”，这就是俗称的“八个样板戏”。后来又有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红云岗》等定为“样板”的作品。

“样板戏”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学的，既背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又违反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贵在创新，如果艺术按照某种“样板”进行复制，必然走入绝境。但因“样板戏”是特定背景下的时尚词汇，而被流传沿用。

1970年10月，湖南举行了“专业剧团学习样板戏会演”，省文工团和地市团参演，以不同剧种演出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等，湖南地方戏移植样板戏日趋高潮。其时，传出江青谈话：“样板戏是样板，不能走样，不能随意搬演”。指责地方戏乱演样板戏。

1971年8月下旬，毛泽东回湖南视察。湖南省委组织电视文艺汇报演出，演出了花鼓戏《沙家浜》、湘剧《智取威虎山》等剧目。8月29日晚，毛泽东看了五个小时的“电视录像”，当看到字幕打出“花鼓戏《沙家浜》”时，他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这既是对地方戏的扶植，也表达出他对江青专权垄断样板戏的不满。

1972年1月，毛泽东的谈话在湖南全省文艺创作会议上公开传达。5月19日《湖南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好》，并发表了省文工团花鼓戏剧队撰写的《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的花鼓戏》一文。江青等人见风使舵，以政治强制干预，自我标榜，推行极左路线，搞“理论升华”，鼓吹“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论和“三突出”原则等谬论。这时的戏剧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谬论的制约，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然而革命样板戏毕竟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精品，即使受到极左思潮的扭曲，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仍有不少评论文章巧妙地对样板戏进行了深入的艺术分析和评价。

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是在特定时期，政治强行干预形成的文化现象，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人民群众在文化沙漠中的渴望和戏剧工作者开展戏剧演出活动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并对地方戏剧种的复苏、生存、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过程中，湖南的戏剧创作活动渐趋活跃，先后编演了常德汉剧《心明眼亮》、花鼓戏《洞庭激浪》、大型话剧《红旗卷起农奴戟》（后改名《枫树湾》拍成彩色影片）。1973年2月，全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调演又产生了湘剧《园丁之歌》、花鼓戏《两张图纸》《送货路上》等优秀剧目，并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先后摄制成彩色影片。这时湖南的戏剧批评也开始活跃起来，省文工团花鼓戏剧队就移植《沙家浜》的音乐制作撰写了《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音乐形象》于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登，该报同日发表了题为《推陈出新》的短评。

1975年2月，省革委会文化局举行了全省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调演，21个剧团演出了15个剧种23个移植节目（全剧或折子戏），举行了地方戏曲音乐改革座谈会，着重探讨了地方戏曲音乐改革如何做到时代精神与剧种特色相统一的问题。省花鼓戏剧团介绍了花鼓戏移植样板戏的经验。《湖南日报》发表多篇评介文章。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湖南的戏剧批评围绕湘剧《园丁之歌》，历经数年，进行了一场曲折而尖锐的斗争。

1973年7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查湘剧《园丁之歌》和花鼓戏《两张图纸》《送货路上》的电影样片，认为《园丁之歌》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坏戏”，指令湖南和一些省市组织批判。1974年初“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制造所谓的《三上桃峰》事件，批判山西晋剧《三上桃峰》，批判“文艺黑线回潮”，点名攻击湖南花鼓戏《还牛》，是和《三上桃峰》一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称之为“南牛北马”。其时，湖南的帮派势力以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批判《三上桃峰》、批判《还牛》《园丁之歌》等作品。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长文，公开批判《园丁之歌》，接着各地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1974年8、9月间，上海、辽宁、广西、湖南四省市区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江青亲自出马组织对《园丁之歌》的批判，强令剧中主角俞英的扮演者左大玢在调演大会上作检讨。在江青“四人帮”政治批判的重压下，湖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和许多戏剧工作者被迫应对，或消极抵制，或提出质疑，并积极抗争。

1974年11月，毛泽东回湖南养病，省委领导将湘剧《园丁之歌》

的影片呈放。毛泽东看后连连鼓掌。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说：“主席，这是正在被批判的大毒草呢！”毛泽东生气地说：“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是出好戏！”江青“四人帮”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对毛泽东的话，先是当作谣言追查，后又严密封锁。

1975年8月，省革委会文化局向文化部报送《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园丁之歌》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1976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江青在召集的十二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点名指责湖南张平化为湘剧《园丁之歌》翻案，张平化当即回答：“《园丁之歌》是个好戏，不是坏戏，可继续上演、放映，这是省委常委的意见。”

由此可见，“文革”时期，在四人帮极左路线专制下，湖南的戏剧批评打下了政治干预的深深烙印，充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而且大大超出了戏剧批评本身的范畴，很不幸地产生了许多冤案，除被迫害致死者外，《园丁之歌》《还牛》等被批判就是突出的实例。种种冤案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才得以洗清。

由此可见，在极左路线专制的背景下，湖南戏剧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移植革命样板戏，积极创作优秀剧目，推动地方戏曲的改革创新，其成果是难得的，其精神是可贵的，其经验是宝贵的。戏剧批评对移植革命样板戏和创作优秀剧目的艺术探索和评论是值得肯定的。

(二)初创期戏剧批评队伍的形成和散失

戏剧批评属于戏剧理论工作的范畴，是整个戏剧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戏剧批评活动的开展是与戏剧工作的推进和戏剧创作演出实践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的。戏剧批评活动在广义上应包括口头批评和文字批评。口头批评，诸如多种类型的座谈，参与的人可以十分广泛，凡是有缘接触戏剧的人皆可参加，谈是论非，随意发声。但文字批评具有写作的特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来说写作戏剧批评文章，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一定的文化修养、一定的专业知识、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只有将这方面的人才汇集起来，才能形成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戏剧批评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初，湖南从事戏剧理论批评的专业人才很少。但随着新文艺的传播发展、戏曲改革的不断深入、戏剧创作演出活动的广泛开展，参加戏剧批评活动写文章的人多了起来。1956年1月在省戏改会基础上成立的省戏工室，设评论组，有专人负责戏剧批评工作，他们可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但主要精力是组织戏剧批评队伍，开展戏剧批评活动，编辑《会刊》。到1950年代末，湖南戏剧批评的队伍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有戏剧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戏改干部、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台美术工作者，报刊编辑记者和有关文化工作者。其中有一定建树者名列如下：刘斐章、铁可、陈曦、阎金锷、金汉川、陈北方、周章、王光炤、文忆萱、谭君实、徐绍清、蒋啸虎、杨坚、任光椿、袁家式、傅紫荻、韩罕明、周德辉、孙渊、黄森、王大光、范正明、尹伯康、凌翼云、周峥嵘、刘回春、谢让尧、龙土靖、齐芝田、陈寿庚、金式、闵敏、蒋经成、徐叔华、李果仁、银汉光、项治栋、王前禧、陈芜、张间、高宇、刘高林、朱启穗、魏绿萍、蔡调、黄其道、易扬、张九、周俊克、贾古、唐盛河、朱立奇、朱日复、罗金樑、李楚池、李沥青、许昇云、鲁之洛、汪高松、李怀荪、罗炳辉、欧阳晖、陈依白、杨宗道、李筱凤、孙阳生等。不幸的是1957年，傅紫荻、文忆萱、蒋啸虎、蒋经成、陈芜、银汉光、朱立奇、金式等有识之士被错划成“右派”，戏剧批评队伍蒙受了很大损失。可喜的是1960年代初，又有文化戏剧工作领导人胡青坡（闻人千）、胡代炜和一批专业人才如宋绍文、胡书锷、余谱成、张建军、石生潮、欧阳琼琛、黄凡等，报刊编辑记者李子园、张兆旺、马焯荣、教师龙传仕（龙华）、颜雄等进入了戏剧批评队伍的行列，还有一些分配到戏剧界的大学生如汤师尧、李开富、江正楚、张恺、乔德文、丁步青、韩抗、肖风、阙全芳、贺永琪、曾莺、刘锡林、陈浑恒、黄甦等亦崭露头角，为戏剧批评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在1964、1965年的戏剧会演活动中，湖南戏剧批评队伍已呈现人才兴旺的景象。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湖南的戏剧批评队伍几乎完全散失。后来，有部分人回归单位，但成了散兵游勇，在极左思潮的控制下，很难有自己的话语权。即使普及移植样板戏的议题，也大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发声，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可谓凤毛麟角。

湖南戏剧批评的初创期间，湘籍名人或在湘短期工作或来湘省事，对湖南地方戏艺术颇为关切。如欧阳予倩、周贻白、黄芝岗、罗合如等都有十分中肯的论述。特别是毛泽东、田汉与湖南戏剧批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党和国家的领袖，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对中国传统戏曲非常喜爱，听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题写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为当代戏剧改革、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对家乡的地方戏情有独钟。他每次回湖南巡视必看地方戏，不仅个人欣赏，而且还曾推荐花鼓戏《生死牌》到北京演出。他赞赏湘剧名旦彭俐侬演出的《打雁回窑》，并提出剧本修改意见，与彭俐侬一起商榷探讨。他赞赏湘剧《生死牌》，观看演出后，与演员亲切交谈，提倡坚持正义、舍己救人的精神，鼓励青年演员加强学习、搞好团结、不断进步。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四人帮”利用手中的权力，导致极左思潮对戏剧界的禁锢。毛泽东对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不满的。他在湖南看到花鼓戏移植演出《沙家浜》高度赞赏，他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打破了江青等人对京剧改革创作成果的垄断，使人民的艺术回归人民，促进了地方戏曲艺术的复苏和发展。他决然肯定湘剧《园丁之歌》是出好戏，给予湖南地方戏创作以巨大支持，也给予湖南戏剧批评回击江青“四人帮”的专制迫害以巨大力量，从而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田汉，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驱者，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他领导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就与湘剧艺人同生死共命运，结下鱼水深情。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湖南戏剧倾注了满腔热情。他的具体指导，直接推动了湖南戏剧的发展，特别是湘剧的创作和队伍建设。1950年代湖南的许多艺术精品，如《拜月记》《追鱼记》《琵琶记》《生死牌》等无不滋润着他的心血。他的讲话《楚、湘、豫剧的现实主义考察》《在<琵琶记>讨论会上的发言》，他撰写的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谈湘剧团的人和戏》《谈王昭君的形象塑造》《悼战斗的老艺人黄元和之死》，他的诗作《赠彭俐侬》《赠徐绍清》《观话剧<赤胆红心>》等，都是湖南当代戏剧批评的珍品。

(三)初创期戏剧批评成果简介

初创时期，由于社会条件、思想认识和研究水平的局限，湖南戏剧批评，除离湘工作的湘籍戏剧专家田汉、欧阳予倩、周贻白、黄芝冈等的著作之外，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极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也没有辑集成书印刷出版。就目前掌握的部分资料，仅能将《表演艺术谈》予以简介，将所见到的评论文章择其要者列出其标题、作者、发表时间、报刊。

《表演艺术谈》，戏曲表演文集，湖南省戏曲工作室编，编辑凌翼云、尹伯康。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该书辑集湖南戏曲演员文章22篇，内容有总结地方剧种传统表演艺术的文章，如谈演周瑜戏、牛皋戏和介绍石灏、王昭君、黄伯贤、胡秀英、毛国金等角色形象创造；总结现代戏表演艺术的文章，如介绍王满喜、范灵芝、黄公略等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传统表演程式唱腔、道白的运用。

《<白毛女>是怎样演出的》（刘虹 1949年8月24日《新湖南报》）

《我看<血泪仇>》(胡格非 1949年9月2日《新湖南报》）

《我看<九件衣>》（家式1949年9月8日《新湖南报》）

《青年文艺工作者如何与工人结合》（阿英1949年9月14日《新湖南报》）

《谈<九件衣>》(果仁 1949年9月14日《新湖南报》)

《漫谈旧剧改造》（李英华1949年10月1日《新湖南报》）

《重视湖南花鼓》（禹受行1949年10月15日《新湖南报》）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介绍三幕十二场歌剧<刘胡兰>》（彭枫1949年11月27日《新湖南报》）

《希望民间艺人去看自己的戏——推荐<方珍珠>》（秦苏予1951年2月13日《新湖南报》）

《舞台劳动五十五年——介绍湘剧名老艺人罗元德》（谭君实 1954年5月9日 《新湖南报》）

《读修改后的湘剧<盘盒>》（萧云 1954年6月13日 《新湖南报》）

《谈<琵琶记>并评论湘剧改编本》（李啸仓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王佑断臂>的改编》（铁可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读<潘葛思妻>》（陈芜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青少年演员的培养和教育》（谭君实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一个配角的创造——谈彭俐侬在<打猎回书>中扮演的岳氏》（易宣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筱玉梅同志表演的严婉玉》（黄克保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评祁剧<昭君出塞>的导演艺术》（胡沙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漫谈<活捉子都>》（刘回春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谈<打鸟>的人物体会》（一凡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谈<打鸟>的音乐》（何为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谭松月先生在<雁门关>中所创造的潘洪形象》（胡沙 1955年12月31日《新湖南报》）

《谈两个<中秋之夜>的表演艺术》（胡沙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谈两个<中秋之夜>的表演艺术》（龚和德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在成长中的青年演员—谢莲英》（宋忠 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会刊》）

《祭头巾——科举制度的罪状》（傅紫荻 1956年1月5日《新湖南报》）

《谈湘剧团的人和戏》（田汉 1956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评<追鱼记>的整理》（晓柳 1957年4月5日《新湖南报》）

《不能同意——读<评“追鱼记”的整理>》（谭君实 周峥嵘 黄其道 1957年4月17日《新湖南报》）

《谈巴陵戏<九子鞭>的整理》（何异旭 1957年湖南戏曲汇报演出《会刊》）

《谈<打差算粮>》（项治栋 1957年湖南戏曲汇报演出《会刊》）

《从<刘海砍樵>谈起》（黄森 1957年湖南戏曲汇报演出《会刊》）

《劳动的赞颂 爱情的乐歌—<刘海砍樵>观后》（瞿然 1957年湖南戏曲汇报演出《会刊》）

《花鼓戏<三里湾>排演的点滴尝试》（张间 《湖南文化报》1958年第32期）

《英雄的史诗—评<不朽的战士>》（汪高松 1958年湖南现代戏展览演出《会刊》）

《继承传统 表现现代生活》（刘斐章 1958年湖南现代戏展览演出《会刊》）

《应该通过具体行动来剖析人物—观剧杂谈》（鲁之洛 1958年湖南现代戏展览演出《会刊》）

《怎样写剧中人》（阎金锷 金汉川 1958年湖南现代戏展览演出《会刊》）

《一出令人喜悦的神话剧—<刘海砍樵>观后》（铁可 1958年湖南现代戏展览演出《会刊》）

《光彩夺目 震撼人生的<大破天门阵>》（阎金锷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谈吴淑岩表演的黄伯贤》（黑健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谈<装灶王>的细节描写》（徐叙华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谈谈贺总兵的唱腔》（易扬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革命的火焰永不熄灭——话剧<地下火焰>观后感》（欧阳晖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一首悲壮的史诗——谈祁剧<王昭君>》（众志 1959年湖南戏剧会演《会刊》）

《介绍一曲好戏》（周小舟 《湖南戏剧》1959年第二期）

《谈戏曲工作中的两条腿走路》（陈曦 《湖南戏剧》1959年第二期）

《略谈戏曲工作的几个问题》（任光椿 《湖南戏剧》1959年第二期）

《试论黄伯贤的性格》（金汉川 《湖南戏剧》1959年第三期）

《评湘剧<生死牌>》（周章 《湖南戏剧》1959年第二期）

《角色创造随笔》（蒋啸虎 《湖南戏剧》1959年第二期）

《湘昆和<义侠记>》（李沥青 1959年7月15日《新湖南报》）

《巴陵戏的内八功和周瑜戏》（许升云 《湖南戏剧》1959年第6期）

《谈谈长沙花鼓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范蔚 《湖南戏剧》1959年第10期）

《谈王昭君的形象塑造》（田汉 1959年11月 《人民日报》）

《谈<柯山红日>的演出》（周峥嵘 《湖南戏剧》1960年第二期）

《枯木逢春话湘昆——兼谈郴州地区湘昆剧团<连环计>》（尹伯康 1962年8月22日《新湖南报》）

《漫谈湘昆<荆钗记>》（阎金锷 1962年8月26日《新湖南报》）

《谈现代戏编剧技巧和方法》（胡代炜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会刊》）

《现代的人物形象 戏曲的表演艺术——戏曲现代戏表演两题》（蔡倜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会刊》）

《真的对不住及其争论》（金汉川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会刊》）

《清新优秀的演出——看花鼓戏<补锅>》（闻芳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会刊》）

《更好地塑造当代英雄形象》（宋欣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会刊》）

《论正面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李怀荪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大会《会刊》）

《取乎上得乎上》（闻人千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大会《会刊》）

《导演艺术漫笔》（罗炳辉 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大会《会刊》）

《积极提高现代戏的演出质量》（刘斐章湖南省1964年现代戏会演大会《会刊》）

《插上毛泽东思想的翅膀——湘昆剧<女飞行员>评介》（江正楚1965年3月20日《湖南日报》）

《清新优美的小喜剧——评湖南花鼓戏<补锅>及其他》（尹伯康1965年7月8日《广州日报》）

《谈话剧<电闪雷鸣>》（江正楚 1965年7月23日《湖北日报》）

《妙趣横生的小喜剧——谈花鼓戏<打铜锣>的艺术成就》（徐叔华 《湖南文学》1965年第11期）

《艺术手段丰富 英雄形象鲜明——谈赵勇刚英雄形象的塑造》（马焯荣 197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

《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英雄形象》（湖南省文艺工作团花鼓戏剧队 197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