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传是不容易的，特别是贴近有关脱离不久的工作单位和社会的部分，不仅是因为曾经因缘际会的关系人还在，各种纠葛、忌讳、藩篱的影响力还如藤蔓约束着作者的思想，笔力便不能奔放自如，即使写来也难免笔枯神失，有违原意。

读过王鼎均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之四《文学江湖》，较之前三册明显失色。虽然写作此篇之时，王先生一去三万里，全家移民美国，自然心中少了不少的羁绊，但禁锢了先生三十年的壳毕竟不是想脱干净就能脱干净的。正如他引用的一则笑话：有些话到死也不能对人说！

作者说：中国文坛三十、四十年代文人相轻，有党派门户；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侦查告密成风；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着赚钱。这大概也是大陆文坛的风景，只不过是晚了许多年。

幼年时期，作者见过隐士一样的自耕农，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于是，这颗自由自在的种子便在心里扎根发芽。

看惯了老油条，老狐狸，老江湖暧昧嘴脸的作者，在1976年51岁上毅然选择了退休，从而找到了一个不受生活约束的“新我”，开启了后半生“惟心所造”的文学创作之路。

在回忆录的最后部分，作者说出了一段重要人生经验:我已四十七岁，人生中一切奇迹都已不会发生，我生命中应该出现的人都已出现，所有应该付出的热情幻想都已付讫。不是吗？当年24岁的作者被命运像“一粒粟”一样被倒进台湾的“大米仓”时，等到码头上人群散尽，“我回头一看，码头的另一端，竟然站着我的妹妹。”这就是命运的奇迹。

在《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中，作者说：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不是吗？初到台湾的作者得到一张身份证后，只觉得一身轻松，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作者说：我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前后化用了五十几个笔名。这些副刊养活我，补助我一家。作者从此步入了贩文为生的道路。

1949年，初到台湾的国民党站定脚跟，靠了两件大案，一是“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二是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整个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十年”。外省人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作者寄身于国民党党部治下的文化单位，更是整日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这句话成为了作者能够独善其身的不二法门。在“中广”，作者认识了台湾文艺界的领路人张道藩和他的三位助手，虞君质、李辰冬、赵友培。而显然胡适对作者的文风影响最大，“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回味。”

1952年，作者29岁，任“中国广播公司”专业作家。诗人、书法家、三民主义理论家、总经理魏景蒙的一首《驴德赋》颇能让后人看出当年“中广”人物的传统精神面貌：“木讷无言貌肃庄，一生服务为人忙，只知尽责无轻重，最耻言酬计短长。任意人怜清耿介，献身世用志坚强，不尤不怨行吾志，力竭何妨死道旁！”

作者回忆说：我在“中广”那六年，感觉台湾如同一望无际的荆棘丛，我置身其中，姿势必须固定，如果随便举手投足，就可能受到伤害。于是，我决心参加探险，从此我这条小鱼离开了张道公的龙门，游向江湖。作者开始给台北的报纸副刊写“小方块”，“以白话为淀粉，文言为钙质，欧化为维他命，长养我的写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练习薄。”

1960年蒋公三度连任，他当选后在国民大会发表演说，承诺给台湾“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我们写方块字的人最先知道，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点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个“更”字，民营报纸步步拆篱笆，踩红线，挖墙脚，掺沙子，岁岁平安，民主墙如活动屏风，当官的一夜醒来，发现又得让他三尺。

于是，台湾文学六十年代蔚为大观。纪弦、痖弦、管管、大荒、杨牧、余光中、洛夫、覃子豪的诗大量出现，姜贵、张爱玲、於梨华、琼瑶、钟肇政、七等生、聂华苓、隐地、白先勇、蔡文甫、齐邦媛、西西、李昂、东方白、施叔青、陈映真、陈若曦、张菱舲的小说、散文开始影响世界文坛。

1953年9月，台湾开始第一个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回台北述职，他在三军球场对三千听众说：“这个国家曾经由军人管理，由学人管理，都没有管好，现在让商人试试吧。”建设台湾优于收复大陆，政策大转弯。国民党抛弃计划经济，比大陆提前三十年。

作者说：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时期，特务用“老鹰扑小鸡”的方式工作；六十年代，特务改为“鸭子划水”，虽然仍在戒严的威权之下，气氛轻松了许多。整个五十年代，我息交绝游，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每日里“出门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我想我得了忧郁症。

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1962年10月，台湾电视公司开播。国民党向来反对传媒商业化，蒋公当年说过，办文化事业赚钱，“还不如去做贪官污吏”。可是国民党主导的电视时代，“中视”、“台视”、“华视”三家都是商业电视！于是，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

在谈到商业社会对民众传统思想的瓦解时，作者总结到：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功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功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这更是社会发展变动的规律。

作者曾当面对监视他的特务掏心掏肺地说：我本是内战的残魂剩魄，来到国民党的残山剩水，吃资本家的残茶剩饭，三十年来看遍了多少人为党国牺牲，也看遍了多少人使党国为他牺牲，党国左手来右手去，以不足奉有余。我们是各有姻缘莫羡人，纵然台下一条虫，我是益虫，不做害虫，我们依然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

1978年9月，时年53岁的作者从松山机场飞离台湾，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

他放飞了自己的人生，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江湖。从此打开了一个文学新世界。